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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算法
作者：刘宇昆
内容简介
玫瑰的芬芳，苹果的酸甜，人类只有拥有肉体才感受得到。如果有一天，人类集体抛弃肉体，思维进化为虚拟环境中的数据流，那将是怎样的世界？在本书开篇的未来三部曲中，刘宇昆为我们讲述了三个从现在的世界过渡到未来虚拟世界的故事。这几个故事从普通家庭生活入手，渐渐显出世界的全貌，以小见大，引人思考。 除此之外，本书收录的另外十篇小说，也都是刘宇昆出道以来的创作精华。这些作品既有硬朗的技术细节，又不乏多元的文化思考，代表着当下世界短篇科幻创作的最高水平。
迦太基玫瑰
我们手握着手，
在越来越浓的黑暗中一起坐了几个小时。
我心满意足地攥着她冰冷的手指，
感受着流动的热量逐渐温暖她的双手，
感受着她强劲的心脏的跳动。
我做苹果派的秘诀在于我只用乔纳森苹果——只要它们还长在枝头上，酸味就不会消退。
“嗯，”莉斯动身去开罗以前对我说，“你应该带着这些苹果派去波士顿。你会像玛莎·斯图亚特那样一鸣惊人的。”
我为她烤了两个派，带着路上吃。装派的盒子是塔珀牌新型智能容器，具有湿度调节功能的计算机芯片。“你可以在飞机上吃，你知道，就是在饿的时候。”
她笑了，声音响亮而又质朴，像个小孩子。韦尔斯利学院的四年生活，并没有把她无拘无束的大笑成功地变为新英格兰贵族那种礼貌性的浅笑。
“艾米，我能喂饱自己。你还打算把苹果派每天邮往埃及，免得我饿死吗？”
这个想法我不是没有。我觉得莉斯总是对生活不上心。她的童年在漂泊中度过，从来没学过如何烹饪和缝补，驾驶汽车也常常像逃离事故现场一样慌慌张张；她总错过吃饭时间，只好可怜地向朋友祈求些常备的零食；她找不到放冬衣的箱子，十二月份居然裹着毯子去上课。我无法想象像她那样生活，不过她倒是经常大声欢笑。显然她并不傻，只是对现实生活的细节漠不关心。
最后，我们把苹果派带到机场，切开分给陌生人。有几个人对此表示怀疑或傲慢的嘲讽，但是大多数人表示了感谢。莉斯告诉大家我要开一家面包店，分发的苹果派是样品。还没等我纠正她，她就开始替我记录订单了。
“他们会给你寄来支票，你再把蛋糕给他们邮回去。这买卖可真不错！你有这么好的烹饪技巧，真应该做一番事业。”
突然之间，我成了缺乏生活技巧的妹妹，而她化身成照亮我前途的明灯。我感到既可笑又生气，只要和莉斯共处五分钟以上的时间，我就会有这样的感觉。
直到现在，我每周还会收到三四张订单，这都是口口相传的结果，因为我根本没打过广告。每隔一周就从我这儿订一块蛋糕的老妇人们把我介绍给自己的侄女和女儿们，仿佛我是她们的“传家宝”。每完成一张订单，我就想象着自己给莉斯送去了一块蛋糕，不管她是在纽约、图森还是多伦多，甚至是那次前往香港的时候。
有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莉斯比我的蛋糕走得还远。
变老意味着你越来越像一只爬行动物，早上晒足了阳光才能四处活动。下次贝丝来看我，我应该跟她要一盏日光灯，以备冬日清晨使用。
这是个不错的早晨，我打开窗户，让阳光照进客厅。这样温暖的日子非常适合枫树生长，糖分逐渐累积，凉爽的夜晚将它们禁锢在叶子里，枫叶很快就会红红火火，届时打南方来的游客会挤满这些乡间道路。
晒足了阳光，我开始整理收藏的明信片。根据地理位置，明信片摆在房子的各个地方。厨房是亚洲，冰箱上的桂林山水俯瞰对面微波炉上的明治神宫；卫生间被欧洲阴郁的教堂和华丽的遗迹所占据；非洲则位于我的卧室，梳妆台的镜子上别着金字塔，长颈鹿就在床头柜上吃草；澳洲和南美洲分享了客厅，咖啡桌成了南太平洋的据点；美国的五十个州毫无头绪地摆在莉斯过去的寝室里，加州和佛罗里达就沐浴在射入窗子的阳光里。每周四来我家修剪草坪的那个八年级生还以为我曾周游世界呢。
我离开卡米尔最远的那次是去波士顿取骨灰。我不想乘坐自动汽车，所以贝丝开车载我去。跨越州界进入马萨诸塞州的时候，我记得自己在想，那边的树叶也很美。
最后一张明信片来自阿尔及利亚，上面展示了位于杰米拉的罗马剧场遗址。莉斯用优雅流畅的连笔字在背面写道：
也许送我的花朵
此刻就在面前
若没有迦太基玫瑰的芬芳
让我该如何分辨
莉斯喜欢为我引用诗歌片段。这一段我知道，出自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她最喜欢的诗人之一。年轻时只能梦想着去旅行的莉斯，常常背诵这首诗。
中学毕业以后，莉斯曾想一路搭车去旧金山。
“绝对不行，”父亲说，“你这样的年轻女孩搭车穿越整个国家，谁听说过这等事？”
在这之前一周，从毕业舞会驾车回家的路上，她居然迷路了。尽管兰登离家只隔两座城镇，她还是找不着家。最后在康涅狄格的某个地方，她凌晨三点给父亲打电话寻求帮助。经过这件事，她搭车旅行的愿望便没有得到满足，当然，她自己认为那是一次愉快的冒险。
父亲的反应可以预料，莉斯的也是。当晚她就离家出走，背包里只有两瓶矿泉水和两双袜子。
“你需要的最重要的生存工具就是袜子。”她收拾背包的时候告诉我，“搭便车旅行时把双脚很好地包裹起来非常重要，因为你要走很长的路。而且袜子有很多用途，比如过滤饮用水。”
我威胁她马上就去爸妈那里揭发。她的反叛并没有让我太烦恼，相反我还开始接受并期望她这样做，可是她幼稚的乐观精神令我感到不安，一双袜子怎么能让你完全避开连环杀人犯、强奸犯和骗子，一路从佛蒙特到达加州呢？
“不，你不会去揭发我。”她说，“你知道我能照顾好自己。”
“你甚至连从兰登回家都做不到！自己一个人上路有多危险你不知道吗？你没有露营设备，没有衣服，没有药物，没有钱——”
“正因为如此才一点儿都不危险。艾米，我一无所有，所以没人要伤害我。”
她天真而又荒谬的逻辑把我惊得一愣。要不是想用一些常识让她警醒，我本该嘲笑她一番。不过我也知道那些荒谬的想法在她看来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我也一次又一次地见证，她如何设法把自己实际生活中表面的弱势转化为优势。在康涅狄格迷路那次，她沦落到为最近的便利店店员提供关于女孩子的建议，以换取免费的沙冰喝；她租来的舞会礼服的前襟上滴得满是果汁，可是出租礼服的店铺却没跟她收钱，因为她给店主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和布兰奇·杜波依斯一样，她依靠的是陌生人的好心肠，大家自然而然就喜欢她，她有那种魅力。
我羡慕她的无畏和追寻生活目标时表现出的坚定信念。小时候我们的学习成绩都不错，特别是在理科。然而我们性格迥异。在社区大学度过两年后，我便退学了，理由是：我很聪明，但是害怕陌生人，我更愿意待在家里观察世间的沧桑变化，享受家庭生活的幸福美满。总得有人继承父亲的果园，不是吗？
莉斯背着瓶装水和袜子离开了。第二天以及接下来的一星期里，父亲一直朝我大吼大叫，我只能装做什么都不知道。正当他打算报警的时候，莉斯从波士顿寄来了一张明信片，告诉我们她一切安好，还在95号洲际公路遇见了一支出色的爵士乐队。
她邮寄明信片的习惯就从这时开始。一路经过芬威、曼哈顿和国家广场、密西西比河畔和大平原、类似摩门教徒眼中乐土的干旱沙漠和中国劳工从中炸出一条铁路的山川，她终于到达了旧金山的渔人码头。
在那些明信片上，她写下关于伟大美利坚的小说。在二百五十字的短文中，她谈到了美利坚的古怪和仁慈，她描写了在加油站打工赚钱的法学院学生，讲述了与两位警官兄弟进行的那次约会（他们抓住她搭便车）和为了洗澡而冲动地敲响一位肯塔基主妇家门的经历（除了洗澡，她还吃到了一顿真正的南方早餐）。她令旅行见闻的那一套陈词滥调重又焕发出青春。爸爸、妈妈和我津津有味地阅读她的见闻，一边在手中传递着明信片，一边争论分析她的每次境遇，提出我们的见解，几个小时都停不下来。
三个月后，她乘坐一班飞机回来了。一位临时取消行程的商人把登机牌转给了她，在此之前，她一直在旧金山机场的离港门周围游荡。回家的时候她没有了背包和袜子。
当晚她上床很早，因为第二天早晨父亲就要把她送到韦尔斯利学院。黑暗中，她溜进了我的卧室。
“真希望这次旅行你和我在一起。”她低声说，温暖的身体依偎在我旁边。
她听起来有点悲伤，我却昏昏欲睡，“是啊，我也希望那样。”
“你知道吗？袜子不是最重要的生存工具，身体才是。”
那时候我才认为，她终于了解到一些生活的真谛。
房子后边是一座小山，果园就坐落在山顶。
果园已不属于我，十年前我就把它卖了。约翰去世后我独自拉扯贝丝，果园就管不过来了。
不过，那里仍然是散步的好去处。我直奔果园尽头的乔纳森苹果树，没有多少摘苹果的游客会走那么远，因为通常走到半路，他们的篮子就满了——而且乔纳森苹果太酸了，不宜直接食用。
但它们却是我的最爱。麦金托什苹果和其他“好吃的”苹果特别讨好嘴巴，它们绵软香甜，几乎要融进你的嗓子里。要吃乔纳森苹果，你得动用你的全身。咬下一口坚韧的果肉会让你的下巴疼痛不已，咔嚓咔嚓的咀嚼声充斥你的头颅，酸酸的口感会从你的舌尖一直扩散到脚趾。吃下一个乔纳森苹果，你才有种活着的感觉，那一刻每个细胞都被唤醒并对你说：“没错，就是这感觉，再来一点。”
我觉得，身体是聪明的。它会比意识更清楚如何表达活着意味着什么。
“我想多出去见识见识。”选择专业的时候莉斯说。在莉斯上大学期间，人工智能又开始大行其道。出自新疆域公司的新型三维芯片终于拥有了足以应付实时数据处理的计算能力，第一代纳米神经网络系统也正开始大批量生产。所有的一切同时涌现出来。莉斯把暑假都用在斯坦福大学的实验室里，制造可工作的首台量子统计计算机原型。她的激动心情也感染了我，所以我竭尽所能地阅读网上关于人工智能的一切信息。
她给我打了好几个小时的电话，对她的工作侃侃而谈，说得上气不接下气。为了能够了解她的工作，我只好阅读她留在家里的课本，甚至还学会了使用Lisp和Prolog语言编写程序。很高兴我做得还不错（噢，要是我不那么害羞就好啦！）。跟烘焙水果派一样，编写程序似乎有一种质朴的美感。
她毕业以后，北美最大的人工智能咨询公司“节奏逻辑”雇佣了她。她欣喜若狂地说：“我能到处去旅行啦。”
莉斯对我解释说，“节奏逻辑”公司精于构建用于意外频发领域的人工智能决策系统，比如深海矿藏勘探、城市交通管控或者公立学校管理等等领域。传统的专家系统过分依赖规则和案例，脆弱得无法在意外发生时有效运作。“节奏逻辑”构建的系统则可以应付，就像人类在类似情况下做出的反应一样。
于是，她先后去了开罗、北京、火奴鲁鲁，写下大段大段的并行模式识别机和递归协同程序代码，并让它们运行在大规模并行纳米处理器上。然后，程序通过基因过滤器自行进化数千代，直到它们让人觉得可以胜任目前的工作。
“旅行，”莉斯说，“只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升级过程。我的工作是创造新的思维。所以你也明白，我生命的一切都与意识的交融有关。”
在我家里没有任何标准的、甚至老式的人工智能设备。我不是勒德分子，但是在了解了莉斯的工作之后，我把它们都扔掉了。
它们让我感到害怕：闹钟能分辨出你是否真的想从睡眠中醒来，电视根据它所感受到的情绪来为你选择节目，恒温器基于对暖气账单和健康状况的复杂分析确定室内的温度。假如它们真要是有点儿头脑的话，让它们不图回报地为我们工作该有多残忍啊；要是它们没有智慧，即使感到寒冷我也不想让一台机器来告诉我该添件毛衣。
所以我自食其力，应对生活。
贝丝是个孝顺的女儿，她希望我和她一起在纽约生活。我跟她解释说，生活在红绿灯会为老太太多等一会儿的地方会把我逼疯的。
“你太不理智了。”贝丝对我说，“你要是跌倒摔下楼梯怎么办？连发现状况通知救护车的智能电话都没有。”
不理智没关系，但是还没有到莉斯那样抛弃身体的地步。
意识、身体和灵魂，我总是从这几个方面考虑我自己。灵魂出窍会怎样呢？
莉斯回来参加父亲的葬礼。不出所料，她忘了带一套出席葬礼的礼服。
别的送葬者离开之后，只有我们姐妹俩坐在客厅里。“多浪费啊。”为了打破房间里的沉默，她说。不安的感觉袭来，她摘下戒指和眼镜（纯粹出于装饰，她的视力很好），脱下鞋子，甚至摘下了手表。微计算机用音乐表示了无效的抗议之后便不再做声。
在暮光中，她看上去好像剥去了衣服。没有了珠宝的衬托，年轻的光辉在她脸上淡去。穿戴整齐时她看上去才十九岁，去除了装饰，她整整老了十几岁。但我觉得，这样的她更美一些。
她环顾房间，目光扫过落满灰尘的地毯、镜框和椅子。妈妈从来不喜欢用莉斯送她的自驱型真空吸尘器。“太浪费了。我这可怜的肉体啊！”
我们手握着手，在越来越浓的黑暗中一起坐了几个小时。我心满意足地攥着她冰冷的手指，感受着流动的热量逐渐温暖她的双手，感受着她强劲的心脏的跳动。
明天莉斯就要飞回悉尼，我想让她睡一会儿。
“你不怕吗，艾米？”站在以前卧室的门口，她问我。
“怕什么？”
“身体有多脆弱。还记得小时候父亲看上去多强壮吗？我记得扑进他怀抱跟撞在墙上一个感觉。我记得他把我举到肩上，摘我想要的苹果。甚至到了毕业的时候，我拿到证书之后跟他握手，他的手还像虎钳一样把我捏得生疼。可那都是表面现象，身体在撒谎，它可以仅仅因为血栓就在一瞬间崩溃。”
她哭泣的样子我不常见到。
我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于是道：“所以说身体是最重要的生存工具。”
“嗯，没错。”她破涕为笑，“我从没跟你说过，是吗？那次从旧金山搭车到新泽西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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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服务区等待的时候，一个干净优雅的男人，身穿马球衫，开着皮卡，愿意载她到宾夕法尼亚州边界。他友善地同她闲聊学校、滑雪、文学和好心的陌生人。
后来，他驶离公路，来到土路尽头的一座废弃仓库。他停车后把莉斯推出卡车的驾驶室，在那里的草地上强奸了她。阳光温暖，鸟鸣悠扬，蜜蜂在苜蓿间穿行。她的脚上仍穿着袜子。
显然，没有从那里寄来的明信片。
“他开车离开的时候，我已经不哭了。我坐在草地上想：即使走到天涯海角，我也无法摆脱这段经历，他撕扯我的衬衫，强吻我，这些感觉永远也挥之不去。我的意识将永远困在我的身体里，一遍又一遍地体验这段经历，我永远也逃不脱。”
我紧紧抱住她，她的手臂垂在身体两边，但是身体靠在了我身上，小时候她就经常这样做。我希望自己有能力把她抱起来，把她的身体拥在怀里，补偿她失去的一切。我知道自己永远无法从内心深处亲身体会她的感受，为此我感到内疚。
“你瞧，身体的确是最重要的生存工具，可是它脆弱而又有缺陷，总是会背叛你。”
我不理解那些想要在上了年纪以后去旅行的人，旅行是年轻人的事。要是你到了一定年龄还没有开始旅行，你的下场就跟我一样，永远被禁锢在从小长大的地方。
我不认为卡莱尔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只是无法想象在这里住了一辈子之后移居别处的生活。我已习惯了影子移过卧室地板的路线、楼梯被踩在脚下发出的咯吱声和那上面的裂缝，它们就像是亲密无间的老朋友。我喜欢苹果林的景色，在房后的山坡上，成排的苹果树整齐得如同墓地的石碑。或许我只是习惯于这些事物，安逸得不想改变。我如果轻易抛弃它们，脑细胞会在重新连接的过程中大量死去。
房子、山丘、影子和苹果的味道都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它们改变了我头脑中神经细胞树突和轴突的连接方式。经年累月，它们层层蚀刻在我的皮肤、头脑和身体上，最终为我积淀成卡莱尔的全息地图，如同手足一般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
有时候，我的确想知道，假如我像莉斯那样周游世界，自己真实的思维方式会有何不同。
“你将会运行在不同的硬件系统上，”莉斯会这样说，“是时候升级一下了。科特迪瓦，我就要来了。”
莉斯最后一次回家是在一个星期日。我从教堂回来，看见她倚靠在房前的老橡树上向我微笑。
我们回到屋里，和往常一样，她没带行李。这类事情她永远都不上心，而且能被她做到极致。每去一个地方她都会买一套新行头，临走的时候她又会把它们落下。
晚餐之后，我们吃了些苹果派作为甜点。
“嗯，”她说，“还想像玛莎·斯图亚特那样创业吗？”
我和她一起笑了，她笑得把盘子都撞在一起。我想，她又回到家里的感觉真好。她看上去那样精力充沛且容光焕发，而这不仅仅是因为她佩戴了纳米智能网络钻石。
“艾米，”她表情严肃地说，“你知道我们要做什么吗？”
她给我解释了在“节奏逻辑”从事的项目：命运计划。“那将改变世界。”她说。
“艾米，看看你周围，从我念大学到现在，我们取得多么大的进展。十五年来，我们成功地制造出自动驾驶的汽车、自我清洁的盘子以及全天候监视你的身体、时刻准备在你遇到事故伤害和意外昏倒时求救的电话和钟表。人工智能已经成熟了。
“可是现在我们遇到了阻碍。尽管我们拥有梦寐以求的一切计算处理能力和超密神经网络中海量的存储空间，然而这还不够。我们仍然不清楚如何创造意识。当然，上一台计算机在图灵测试中撑了整整半个小时才露出破绽，可我认为继续像这样盲目工作，我们不会有什么进展。
“我们需要的是一张图谱，一份我们自己的意识的图谱，过了这么久，我们仍然没有理解大脑如何工作。尽管我们尽了最大努力，比如利用核磁共振成像、超声波、红外线对大脑进行探察，以及对冷冻的死亡大脑进行解剖，可这都仅仅是表面工作。我们需要对一个活的大脑进行反向工程，这样才能把它拆开再组装起来，并真正理解如何创造属于我们的意识。”
她说的话听起来充满了科学精神，令人振奋不已，可我的身体却觉得有些地方不对劲，有种紧张的压迫感。
“那么，这个命运计划就是开发某种技术，你们可以利用它以足够的分辨率扫描大脑，是吗？”
“不是，艾米，你说的我们已经做到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天她微笑的样子，好像在说，艾米，你已经知道我要对你说什么了。
“我们可以剥开大脑，每次只剥一层。我们拥有这种技术已经好几年了。”
“‘命运’代表什么呢？”尽管这么问，我还是害怕听到答案。
“增强神经识别的毁坏性电磁扫描。”
毁坏性。她为我解释大脑如何被剥开，每次只剥开一层神经元，所有的连接和依附的末梢都被记录下来，制成图谱，所有这些工作都是在大脑还活着的时候完成的。她一边说，我一边盯着她，但是我一言不发（我又能说什么呢？），面无表情（我又能怀有怎样的感情呢？）。
“你们为什么不能用一颗死掉的大脑？”
“我们试过了，脑功能衰退得太快了。可供扫描的死亡大脑中常见的损伤和病灶，让我们无法看清需要观察的结构。我们没法根据一颗没有意识的大脑来构建意识，这就好比不解剖一颗跳动的心脏，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循环系统一样。
“我的大脑的每一个细节，小到最末端、最无关紧要的神经连接，都将被捕捉到。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拷贝一份我的大脑，用硅芯片，然后我就又活过来了。仅有的区别在于，我的思考速度将快上十亿倍，而且我将不会变老或者死亡，因为我不再有身体了。我们成功的时候，人们将不必再屈服于死亡，这具孱弱的躯体将不再束缚我们的意识，我们将掌控自身的命运。”
“要是你们失败呢？”
“不试一试的话我们也不清楚，对吧？我已尽最大努力确保成功，即使我们失败，这也将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过程。”
就此我明白，她已下定决心再次旅行，这一回我不能再给她带上些什么帮她度过旅途。我只能照顾她的身体，而她却即将抛开身体运行。最终，她将一去不复返。
我身处一个白色房间，悬在我头上方的精密切割机正在急速旋转，但是我看不见它。我保持镇定的努力似乎也没有成功，麻醉也是不可行的，因为那样的话结果就会出错。所以我被束缚在轮床上，努力避免过度呼吸和惊声尖叫。接着，锯子切割下来，第一股灼人的疼痛简直令人难以忍受，其强烈程度令我的视野随着一团耀眼的光芒黑暗下来。我心想，上帝呀，他们还要把这个过程重复几百万次，每次剥下一层。
通常，我会在这个节骨眼上醒过来。当然，我知道自己的梦魇几乎都不是现实的反映。毫无疑问的是，他们使用的设备要先进和成熟得多，远非我梦境中的旧时代印象可以比拟。我没有亲历现场，所以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他们实际是如何操作的。他们肯定秘密前往阿尔及利亚完成了这项工作，因为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法律都会认为这是一场谋杀。
前往波士顿取回骨灰的时候，我还一同拿到了扫描结果的拷贝，二十张火柴盒大小的硅晶片，就是为了这些东西，我妹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那个神情冷漠的官僚面前，我把它们一片接一片地踩碎在他办公室的水泥地上。
妹妹最后的时刻也被捕捉到“节奏逻辑”公司超级计算机的电子记忆中（我认为，这取决于你如何定义最后的时刻，对我而言，那些记录已经超越了最后的时刻，它们发生在我妹妹曾经去过的地方，我却觉得那里比月球的表面还要陌生）。她的电子生命模型在基于她大脑扫描结果构建的神经网络上运行了不到五秒钟——对她来说是一种永恒——经历了数十亿次每秒的高速计算之后，模型崩溃了。
他们需要好些年才会完全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工作组里一位神经病学家猜测，她在那些电路中度过了十分漫长的主观时间，而又完全缺乏身体和感官反馈，这次尝试失败的原因也许与此有关。设想一下，你被禁锢在黑暗之中不能动弹，不能感觉到你的手指、脚趾和努力呼吸空气的肺，伴随你度过漫长时光的只有你的思维。一颗装在容器里的大脑终究要发疯，毕竟，身体也是不可或缺的。
她先是摆脱了身体，接下来很快，便丧失了理智。
莉斯六岁时，问父亲她的灵魂什么样。
“可能像一只蝴蝶。”父亲说。不错的回答，特别多的中世纪画作都支持这个说法。
“这么说，灵魂非常轻了。”她说，努力让自己的观点合乎逻辑。
父亲把她举过头顶，帮助她装成蝴蝶的样子，在母亲的盆栽间挥动着手臂。从果园一直到山顶，都可以听见她的笑声。
多年的诉讼没能迫使“节奏逻辑”公司销毁我妹妹的意识拷贝。“节奏逻辑”公司坚称那些拷贝是非常重要的科学数据，对于将要进行的所有人工智能研究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各界的骚动随之而来，结果《反毁坏性扫描法案》得以通过，“节奏逻辑”公司被禁止在北美运营。这多少对我有些安慰。
莉斯离我而去，被困在另一块大陆上的机器存储阵列中，我甚至没办法找个合适的方式悼念她。他们一定在秘密地用越来越精良的神经网络尝试复苏莉斯，莉斯也肯定在不断地经历着身体和意识的缺失所带来的孤独和痛苦。那些拷贝中的哪一个是我的妹妹呢？我该悼念其中的哪一个呢？
所以在此期间，我专注于明信片收藏和烤蛋糕，用早晨的阳光和咖啡香味滋养我的身体。我等待自己大限到来，这样贝丝就能用合适的方式悼念我了。
我咬了一口乔纳森苹果，让那种奇妙的酸味袭遍全身。
（耿 辉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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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纳西·威廉姆斯名著《欲望号街车》中的女主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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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1～1816年，英国手工业工人中参加捣毁机器的人，此处引申为反对机械化和自动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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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称逆向工程，指根据已有的东西和结果，通过分析来推导出具体实现方法的技术。这里指通过研究人脑，分析并推算出人脑的运行方法，从而达到人工制造人脑，创造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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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tructive Electromagnetic Scan To Increase Neural Yield，首字母的缩写即为“命运（DESTINY）”之意。???
奇点遗民
我已经越来越懒得走出家门，更别说离开洛威尔。
最近，我们围墙之外的世界变得越来越荒芜与危险。
熊又重新出现在马萨诸塞州东部，森林一年比一年浓密。
还有人宣称看见狼群在森林里游荡。
奇点时代到来之后，大多数人选择离开这个世界。
那些活死人可怜我们，称我们为遗民，似乎我们成了没法及时登上救生艇的冤魂。他们无法理解我们为何要选择留在世上。因此，年复一年，他们想尽办法，无情地偷走我们的孩子。
我出生于奇点元年，也就是第一个人被上载到机器的那年。教皇声讨这位“数字亚当”，数字精英们却为之欢呼雀跃，而余下的人则竭力去理解这个新世界。
“一直以来，我们渴望长生不老。”率先尝试将自己数字化的永生公司创始人亚当·艾弗曾说。他的这番言辞以录音的形式在整个互联网上播放，“现在我们如愿以偿。”
永生公司在斯瓦尔巴特群岛修建起庞大的数据中心之后，世界各国开始忙于裁决生命数字化是不是谋杀。每个上载到机器的人都会抛下一具没有生命的躯体，毁坏性的扫描过程把大脑弄得血肉模糊。但是，对于这个人、他的精神、他的——很难选择一种合适的表达——灵魂而言，究竟又发生了怎样的转变呢？
他是否成为了人工智能？由硅和石墨烯替代神经元之后，他还是一个人吗？这仅仅是为意识进行的一次硬件升级，还是整个人变成了纯粹的算法、机械模拟的自由意志？
老人和病入膏肓的人率先进行了数字化，当时的费用还很昂贵。后来随着费用门槛的降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为此排队等候。
“我们也去数字化吧。”爸爸说。当时我还在上高中，世界正陷入一片混乱，战争的威胁和真实的战争遍布各地，大家你争我夺、杀个不停。有能力的人都毫不犹豫地飞往斯瓦尔巴特群岛，人类正在抛弃这个世界，并走向自我毁灭。
妈妈握住了父亲的手。
“不，”她说，“他们以为可以逃脱死亡。但是，为了虚拟世界而抛弃真实世界，他们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便已死了。只要还有罪孽存在，死亡就无法避免。衡量生命意义的方式正是死亡本身。”
妈妈是一名离经叛道的天主教徒，但是仍然秉持着宗教里那种坚定不移的信仰。我总认为，她信仰的神学有点儿东拼西凑，不过她一直相信生存和死亡自有其正确的方式。
露西上学的时候，我和卡罗尔搜查了她的房间。卡罗尔翻遍柜子，寻找宣传册、书籍以及同那帮活死人接触后留下的其他物证。我则登入露西的电脑。
露西尽管固执己见，但也还听话。从她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我就一直让她必须准备好抵抗活死人的诱惑。只要她能保证在这个废弃的世界中不改变我们正常的生活方式就行。她点头听从了我的告诫。
我希望能够相信她。
然而活死人的宣传也很聪明。起初，他们时而派来金属的灰色无人机飞过我们的城镇，撒下传单，上面的消息假称来自我们珍爱的人。我们烧毁传单、攻击无人机，后来它们就不再来了。
然后，他们试图通过城镇间的无线通信渗透我们。无线通信是鼓舞我们这些遗民，并防止我们日渐缩小的社区完全陷入隔离的电子生命线。我们不得不警觉地监视网络，以防止他们不断寻求突破口伺机侵入。
近来，他们把注意力转向了儿童。他们终究决定要放弃我们，争取下一代，也就是我们的未来。作为露西的父亲，我有责任保护她免受那些她还不曾理解的事物的侵害。
电脑启动很慢，设法让它工作这么长时间已经算是奇迹了，毕竟距离生产商标注的报废时间早已过去很久。我已经更换过里边的每个部件，有的甚至换过好几次。
我扫描了露西最新创建或修改的文件列表、接收的邮件和访问的网页。大部分内容都是家庭作业以及朋友间的无关交谈。社区内部网络和社区本身一样，也在日渐萎缩。每年都有那么多的人死去，或者放弃真实世界的生活，所以联系城镇的无线电基站很难保持正常供电和长期运行。从前，我们还能跟旧金山那么远的朋友联系上，数据包像打水漂一样在城镇间传递。可是现在，只有不到一千台电脑可以从这里联络上，范围不会超过缅因州。总有一天，我们将无法再淘到维持计算机运转的配件，我们将进一步朝着历史后退。
卡罗尔已经搜完了，她坐在露西的床上看着我。
“你可真快。”我说。
她耸耸肩膀，“我们什么都找不到。她信任的话，自会跟我们讲，否则她想隐藏的东西我们是找不到的。”
近来，我发现卡罗尔越来越容易陷入这种宿命论的感伤，她似乎有些疲倦，不像以前那样忠于理想。我发觉自己也一直在努力重塑她的信念。
“露西还年轻，”我跟她说，“她无法理解换取活死人的虚假承诺，自己究竟要放弃什么。我清楚你讨厌这种窥探的行为，但我们是在救她的命啊。”
卡罗尔看着我，最后还是在叹息声中点头同意。
我在图像文件中查找隐藏数据，在磁盘中查找指向删除文件的快捷方式，那些文件也许含有秘密的代码。我扫描网页，寻找提出虚假承诺的密文。
没有发现任何疑点，我也松了一口气。
我已经越来越懒得走出家门，更别说离开洛威尔。最近，我们围墙之外的世界变得越来越荒芜和危险。熊又重新出现在马萨诸塞州东部，森林一年比一年浓密，距离城镇的边界越来越近。还有人宣称看见过狼群在森林里游荡。
一年前，我和布拉德·李不得不前往波士顿，为镇上坐落在梅里麦克河旁老磨坊里的发电机寻找配件。我们背着猎枪。需要防备的不光是动物，还有在城市废墟中疾走、依靠仅存的罐装食品为生的野蛮人。群众大街已经被废弃了三十年，表面布满裂缝，里面丛生的野草和灌木隐约可见。新英格兰地区的严酷冬季里，无坚不摧的冰和无孔不入的水正将我们周围的建筑一点点侵蚀掉。没有了人类取暖和常规维护，玻璃窗被打碎的墙体正在倒塌和崩溃。
刚转过市中心一处街角，我们便惊奇地发现两个野蛮人正蜷缩在一团火旁，燃料是他们从附近书店里找出来的书籍和报纸。即便是野蛮人也需要取暖，或许同时能毁掉文明的遗迹也令他们感到高兴。
二人蜷缩着向我们咆哮，但是在我和布拉德的枪口下他们没有动弹。我记得他们瘦削的腿和手臂、脏兮兮的面孔，充血的眼中写满了憎恨和恐惧。但是更主要的，我记得他们布满皱纹的脸和苍白的头发。即便是野蛮人也在变老，我想，而且他们还没有孩子。
我和布拉德谨慎地向后退去，很高兴我们不用朝谁开枪。
我八岁的那年夏天，劳拉已经十一岁，父母带我们一起旅行，途中穿越亚利桑那、新墨西哥和得克萨斯。我们沿着古老的公路和小路行驶，沿途经过美不胜收的西部荒漠，死气沉沉的城市废墟点缀其间，它们的过去让人无比怀念。
我们穿过印第安保留区——纳瓦霍人、祖尼人、阿科马人和拉古纳人住在那里——的时候，妈妈想在每个路边商店都停一下，以欣赏传统的陶器。我和劳拉小心翼翼地穿过走道，以免打碎什么。
回到车里，妈妈让我拿着她刚刚买下的小陶罐。我翻来覆去地仔细观察它粗糙的白色表面、简洁工整的黑色几何装饰和清晰勾画的一位头插羽毛的驼背笛手。
“真了不起，你说呢？”妈妈说，“这可不是在陶轮上造出来的。那印第安女人徒手旋转制作，这技术已经在她的家族里流传了不知多少代了。甚至就连她挖陶土的地方都和她曾祖母的一样。她延续着一项古老的传统，一种生活方式。”
我手里的陶罐突然沉重起来，仿佛我能感觉到它承载的世代记忆。
“那只不过是为招揽生意编造的故事罢了。”爸爸在后视镜中看着我说，“但假如这故事是真的，会更令人难受的。做什么事都和祖先一样的话，属于你的生活方式就消亡了，而你本身则成为了活化石，或是娱乐游客的表演罢了。”
“她不是在表演。”妈妈说，“你根本不理解生命中真正重要的是什么，需要坚持的是什么。做人比进步更重要。你和那些奇点狂热者一样差劲。”
“请别吵了。”劳拉说，“我们回宾馆在泳池边坐一会儿吧。”
布拉德·李的儿子杰克来到我家门口。尽管这几个月来他常到我家，但他还是会感到害羞和窘迫。和城镇上所有孩子一样，从他婴儿时起我就看着他长大。但我们的孩子太少了。这里的高中坐落在历史悠久的惠斯勒大院，只有十二名学生。
“你好。”他盯着地板喃喃不清地说，“我和露西要一起写报告。”我闪开，让他上楼去找露西。
规矩我已经无须向他提醒：卧室的门不能关，两个人的四只脚中至少要有三只一直踩在地毯上。我隐约能听见他们在闲聊，间或还有笑声传来。
有一种纯真的感觉从他们互献殷勤的过程中体现出来，这是我年轻时所不曾有的。当年，电视和互联网中不断涌现玩世不恭的性爱故事，现在没有了这些，孩子们的童年更长了。
没有多少医生留在这个垂死的世界，我们这些还想活下去的人聚集起来，组成小规模的团体，像拓荒者把货车圈起来那样抵御野蛮人匪帮的侵袭。上载到机器的人抛弃了真实世界后，留下野蛮人沉溺于肉体的欢乐。我的大学学业也没有完成。
妈妈病重了好几个月，她卧床不起，神志不清，还得往体内注射各种缓解疼痛的药剂。我们轮流坐在旁边，握着她的手陪她。状况好的时候，她的神智会短暂地恢复清醒，我们跟她谈论的内容也只有一个。
“不行。”妈妈喘息着说，“你们必须答应我，这至关重要。我真正活过，也要死得真实。我不要变成数据记录，这世上有比死亡更惨的事。”
“如果上载到机器，”爸爸说，“你还有一个选择。他们可以暂停你的意识，乃至删除它。但是不上载的话，你将永远离开，没有后悔药可以吃。”
“照你说的做，”妈妈说，“那才叫去世呢。根本就没有办法恢复现状，回到这个真实的世界。我才不想用一堆电子冒充自己呢。”
“请别说了，”劳拉恳求爸爸，“你这是在伤害她。你不能让她清净一会儿吗？”
母亲清醒的时候越来越少。
后来的那个晚上，前门关闭的声音把我吵醒，我看见窗外草坪上停着一架运输飞机，正将梯子翻下来。
他们用担架把妈妈抬进飞机，父亲站在灰色的舱门旁，飞机看上去比厢式货车大不了多少，侧面写着“永生公司。”
“住手！”我用盖过飞机引擎的声音喊道。
“来不及了。”爸爸说。他几日未睡，眼中布满血丝，我们都是如此。“必须得这么做，否则就太迟了。我不能失去她。”
我们争执起来，他紧紧抱住我，将我摔在地上，“那是她的选择，不是你的！”我对着他的耳朵吼道。他只是把我抱得更紧，我却努力挣脱，“劳拉，让他们住手！”
劳拉遮住眼睛，“别打了，你们俩！她在那边也不会希望你们俩这样的。”
她说得好像妈妈已经去世了，这令我愤恨不已。
飞机关上舱门，升入了空中。
父亲在两天后去了斯瓦尔巴特群岛。直到最后，我都不愿同他讲话。
“我去和她团聚。”他说，“你们也快点儿来。”
“是你害死了她。”我说。他闻言身子一颤，我的目的达到了。
杰克邀请露西一起参加毕业舞会。我很高兴孩子们决定举办这场舞会，这表明他们真的不希望从父母那儿听来的故事和习俗消亡。那些属于旧世界的传奇，他们只是象征性地在从前的视频和老照片中感受过。
我们表演过去的戏剧，阅读古旧的书籍，庆祝旧时的节日，吟唱古老的歌曲，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努力维持以前的生活方式。当然，我们被迫放弃的东西也不少——流传已久的处方只能保留其有限的成分，曾经的希望和梦想因窘迫的生活而逐渐磨灭。然而，被剥夺的一切也让我们团结一致，坚守人类的传统。
露西希望自己缝制礼服，卡罗尔则建议露西先看看她的旧货，“我还留有几套礼服，我穿它们的时候也比你大不了多少。”
露西不感兴趣，“它们都过时了。”她说。
“那些衣服是很经典的款式。”我告诉她。
但是，露西坚持自己的看法。她拆开旧衣服、窗帘、淘来的桌布，还同其他女孩交换零碎的织物：丝绸、雪纺、塔夫绸、蕾丝和平纹棉布。为了寻找灵感，她把卡罗尔的旧杂志翻了个遍。
露西是个不错的裁缝，连卡罗尔都比不上她。孩子们都精于我小时候就早已过时的手艺：编织、木工、种植和打猎。而我和卡罗尔都是不得不在成年以后，照着书本重新学习和掌握这些技巧，以适应瞬间巨变的世界。可是对于孩子而言，他们就是这个世界的土著。
高中的所有学生利用最后几个月的时间在纺织历史博物馆进行研究，调查我们自己织布的可能性，以防城市废墟中可用的织物被我们搜刮殆尽。这简直就是因果报应：曾经凭借纺织业兴起的洛威尔，在如今这个技术衰退的时代居然要寻回那些失落的纺织技艺。
爸爸离开一周之后，我们收到了妈妈的电子邮件：
我错了。
有时候，我带着悲伤怀念过去。我的孩子，我想念你们，还有我俩抛弃的世界。不过尽管大多数时候我沉湎于这种思念，却也惊讶于这里的美好。
这里的人多得数不清，却一点儿也不拥挤。在这个家里有无数住处，每个人的心智都盘踞于自己的世界，无尽的空间和时间属于这里的所有人。
我该怎么跟你们解释呢？只能重复大众用过的说法。在过去的生活中，我隐约觉得生命受到肉体的隔离、限制和束缚，不过现在，作为一个纯粹的灵魂接受永生的洗礼，我自由了。
通过心灵之间直接沟通，我和你们父亲亲密无间地分享彼此的感受，言语怎能与此相比？听到他说有多爱我，怎能比得上直接感受他的爱呢？真正理解别人，体验对方思维的每个细节——这真是太美妙了。
他们告诉我这种感知叫做超现实，可我一点儿都不在乎称谓。我曾固执地守着陈腐的血肉皮囊不放，简直是大错特错。我们，最本质的我们，一直就是以特定模式不断逾越原子间深渊的电子，不管电子处于大脑还是硅片，这又有什么区别呢？
生命本应神圣而不朽，可我们的生活方式却不足以维持，我们向这个星球索取得太多，其他所有物种为了我们牺牲得太多。我曾以为这是人类生存所产生的一种必然影响，然而不是这样。如今，随着油轮搁浅、轿车和卡车停用、土地闲置、工厂歇业，几乎被我们毁灭的那个生机勃勃的世界正在复苏。
人类不是地球的毒瘤，淘汰效率低下的肉体和无法胜任的机器，这才是我们需要做的。可以有多少意识存在于这样的新世界，纯粹的电子灵魂和虚拟思维？无穷无尽。
来加入我们吧，我们都等不及再次拥抱你们了。
妈 妈
劳拉边读边哭，然而我却毫无感觉。写这封信的不是我妈妈，真正的她十分清楚生命的真谛在于艰难生活中的那种真实，人与人之间尽管无法完全理解却又对亲密情感的不断追求，以及肉体遭受的苦痛折磨。
她曾教导我们，正是不可避免的死亡造就了人类。个体有限的生命让行为拥有意义。我们死亡是给后代腾地方，每个人在后代身上延续，这才是真正唯一的永垂不朽。
维系着我们、需要我们真实存在的，正是人类注定要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而不是计算机模拟出来的虚幻现实。
写信给我们的是妈妈的幻象，它用事先准备的宣传资料，诱惑我们进入虚无。
卡罗尔和我结识于早期的一次寻宝之旅。她家位于灯塔山，全家人一直躲在地下室。一群野蛮人发现他们之后，杀死了她父亲和哥哥，她就要惨遭毒手的时候，我们出现了。那天我杀死了一个披着人皮的禽兽，但我一点儿都不感到遗憾。
我们把她带回洛威尔，尽管她已经有十七岁，但是有好几天她都黏着我，不让我离开她的视线，即便睡觉时，也让我握着她的手陪她。
“也许我们全家犯了个错误，”有一天她说，“要是选择上载，我们不会落得这样的下场，这下我们只有丧命的份儿。”
我没有跟她争论，只是让她跟着我去做一些日常工作。我教她如何维持发电机运转、如何相互尊重、如何保存旧书、坚守传统习惯。尽管像烛火一样岌岌可危，这个世界上仍然存在文明。有人死去，也有人降生、生活，甜蜜、快乐、真实的生活，还在继续。
后来有一天，她吻了我。
“这个世界上还有你，”她说，“这就足够了。”
“不，还不够。”我说，“我们还要带来新的生命。”
今晚意义非凡。
杰克站在门口，他穿着那件晚礼服看上去相当英俊。我当年就是穿着它参加毕业舞会的。他们将播放同样的曲目，音响设备只是一台旧笔记本电脑，和眼看就要坏掉的扬声器。
露西身着盛装，美丽迷人：衣料的白底黑花，剪裁简洁，但端庄典雅。她的裙子宽大而又修长，优雅地垂到地面。卡罗尔为她做了头发，波浪配上闪粉令她看上去既充满魅力，又有一丝顽皮的孩子气。
我给他们拍照留念，用的是一台基本还能工作的相机。
确认自己的声音不再哽咽之后，我才说话：“看到你们年轻人像我们以前那样跳舞，你们不知道我有多高兴。”
露西亲吻了我的面颊，“再见，爸爸。”她眼中含着泪水说。这也令我的视线再次变得模糊。
卡罗尔拥抱了露西一会儿，然后她擦擦露西的眼睛说：“你都准备好了。”
“谢谢，妈妈。”
然后露西转向杰克，“咱们走。”
杰克要骑自行车带她去洛威尔的四季酒店。汽油已经用光很多年了，所以自行车是最好的交通工具。露西小心翼翼地侧坐在横梁上，一手拽起礼服。杰克扶着车把的双臂环绕着她，保护着她。他们摇摇晃晃地消失在街道上。
“尽情玩儿吧！”我朝着他们嚷道。
劳拉的背叛最令人难以接受。
“我以为你会帮我和卡罗尔照看孩子。”我说。
“这样的世道还生孩子干什么？”劳拉说。
“你以为到了那边，一切就会好起来？那里没有孩子，没有新生命。”
“我们努力坚持了十五年，生活一年比一年艰难，让人没法再坚持这个不现实的信念。也许我们都错了，我们应该适应新的生活方式。”
“只有失去信念的时候，它才会变得不现实。”我说。
“什么信念？”
“人性，和我们的生活方式。”
“我不想继续对抗父母，只想我们一家人再次团聚。”
“那些东西不是我们的父母，只是仿真和算法。你总想避免冲突，劳拉，可有些冲突是无法避免的。父亲失去信念、无法抗拒机器的虚假承诺时，我们的父母就已经死了。”
林荫小路的尽头有一小片空地，绿意盎然，野花丛生。空地中间停着一架运输机，劳拉走进了敞开的舱门。
又一条生命离开了。
我们允许孩子们在外面待到午夜。露西要求我别像个女伴那样主动跟着她，我答应了，在舞会的晚上给她一点儿空间。
卡罗尔表现出不安的情绪，她尝试阅读，但是一个小时也没有翻过一页书。
“别担心。”我设法安慰她。
她勉强地对我一笑，但这无法隐藏她的焦虑。她抬头看了一眼我身后客厅墙上的挂钟。
我也回头看了一眼，“你觉不觉得，时间应该已经过了十一点？”
“没有，”卡罗尔说，“一点儿也不觉得。我不明白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她的声音过于急迫，甚至有些绝望。她的眼中流露出一丝忧虑，恐慌几乎就要把她吞没。
我打开房门，走进黑暗的街道。经年累月，天空变得愈发清澈，越来越多的星星如今又可以看见。然而我要找的是月亮，它的位置与时间不符。
我又回到屋里，走进卧室。我早已不带手表，因为很少有需要守时的场合，所以我把它放在了床头柜的抽屉里。拿出手表后，我发现时间已经快到凌晨一点了。有人对客厅的挂钟动了手脚。
卡罗尔站在卧室门口，光源在她身后，所以我看不清她的脸。
“你都干什么了？”我问，生气倒谈不上，只是感到失望。
“她不能和你倾诉，因为你不会听她的。”
这下我怒向胆边生。
“他们在哪儿？”
卡罗尔摇摇头，一言不发。
我想起露西跟我说再见的样子，想起她小心翼翼出门走向杰克的自行车，手提着宽大的裙子，宽得足以藏下任何东西，比如要更换的衣服和便于林间行走的鞋子。我还想起卡罗尔说，“你都准备好了。”
“太迟了，”卡罗尔说，“劳拉要来把他们接走。”
“别挡着我，我要去救她。”
“为什么要救她？”卡罗尔突然激动起来，她没有给我让路，“这简直就是一出戏、一个笑话，重新演绎一些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你参加舞会是骑自行车吗？你们播放的歌曲是父母小时候听的吗？你小时候会以为捡破烂将是唯一的职业吗？我们的生活方式早早就消失殆尽了！
“三十年以后，这栋房子倒塌的时候你叫她怎么办？最后一瓶阿司匹林被吃光、最后一口铁锅锈坏的时候，她该怎么办？她和子孙后代靠捡我们的垃圾过活，掌握的技术逐年减少，直到人类在过去五千年取得的所有成果都丢光，你要逼他们过这样的生活吗？”
我没有时间同她争论，但是我坚定地把手放在她肩头，准备把她推到一旁。
“我会一直陪着你，”卡罗尔说，“我会一直陪你，因为我爱你至深，不怕死亡的威胁。可她还是个孩子，应该得到尝试新生活的机会。”
力量仿佛从我的手臂上逐渐流失。“你这是在倒行逆施。”我盯着她的眼睛，希望她重拾信念，“她的生命让我们的生活有了意义。”
随着身体突然一软，她倒在地板上开始静静地哭泣。
“别管她了，”卡罗尔平静地说，“就让她走吧。”
“我不能放弃。”我告诉卡罗尔，“因为我还是个活生生的人。”
一跨过围栏大门，我便猛踩自行车踏板。我越想把手电筒平稳地放在车把上，它的光柱就在周围跳得越厉害。不过我很熟悉这条林中小路，它通向劳拉登上运输机的那片空地。
远处出现了明亮的光，还有引擎加速旋转的声音。
我掏出枪，向空中射了几发。
引擎的声音又渐渐减弱了。
我出现在林中空地上，空中布满了明亮、冷淡、细碎的星星。我跳下自行车，任凭它倒在路边。运输机停在空地正中，露西和杰克穿着便装，站在敞开的舱门口。
“露西，亲爱的，快离开那儿！”
“爸爸，对不起。我要走了。”
“不，你不能走。”
运输飞机的扬声器里传来劳拉的模拟电声，“让她走吧，哥哥。看一看你不愿去看的世界，这是她应有的机会。你要是能跟他们一起走，那就再好不过了。我们都很想你。”
我没有理她，虚拟的劳拉。“露西，那里没有未来。机器给你的承诺都是假的。没有孩子，没有希望，只有从属于机器的一成不变的虚拟现实。
“我们现在有孩子了。”劳拉副本的声音说，“我们解决了如何创造子意识的问题，他们是这个数字世界的原住民。你应该来看看外甥和外甥女。你才是那个因循守旧的人。这是我们进化的必经之路。”
“脱离肉身之后，你什么也体验不到。”我摇摇头。我不该受到机器的诱惑，和它争论。
“要是你离开的话，”我对露西说，“你的死将一文不值，活死人又将赢得一场胜利。我不会放手不管。”
我举起枪，枪口直指向她。就这么把我的孩子输给那帮活死人可不是我想要的。
杰克想挡在她身前，可是露西把他推开了。她眼中充满悲伤，她的脸庞和金发在运输机照明光线的映衬下活像天使一样。
突然之间，我看出她与我妈妈是多么的相似。妈妈的容貌特征通过我的遗传，重又展现在我女儿的脸上，生命就该这样延续。祖父母、父母、子女，每一代都为下一代让路，不断前进，努力走向未来。
我想起了妈妈的选择是如何被剥夺，无法像人类那样死去，被活死人掠走，变成无尽的运算循环和无意义的数据记录的一部分。记忆中母亲的脸叠加在我女儿露西的脸上，她可爱、天真而又无知。
我把枪握得更紧了。
“爸爸，”露西平静地说，她的脸和多年以前母亲的脸一样坚毅，“这是我的选择，不是你的。”
卡罗尔走进空地的时候已是早晨，温暖的阳光穿过树叶间隙，斑驳地照在在空旷的草地上。挂在草叶尖端的每一颗露珠中都悬着世界的缩影，轻盈的鸟鸣唤醒了寂静。自行车还躺在路边我放倒它的地方。
卡罗尔无言地坐在我身旁，我搂着她的肩膀，让她靠近些。她想些什么我不知道，但是两个人这样坐在一起、紧挨着身体相互取暖已经足够了。我们一起欣赏这个纯净的世界，这座从活死人那里继承的花园。
世上的一切时间都属于我们了。
（耿 辉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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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语出自《约翰福音》。???
全都在别处，大群的驯鹿
这里便是家，是宇宙中所有世界的硬件基地。
墙壁打满了精美的蜂巢孔，以便冷空气进入内部对硅和石墨烯进行冷却，
那里全都是高速运行的电子，
而这些电子的模型则形成了我，以及其他三千亿人类的意识。
我叫蕾妮·泰欧·＜星星＞＜鲸鱼＞·费耶特，现在上六年级。
今天不上课，但这并不是今天与平常不一样的原因。我很紧张，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为什么，我不想诅咒这一天。
我的朋友莎拉和我正一起在卧室里做功课。
我还没到创造自己世界的年龄，父母给我创建的世界足以让我感到很幸福。我的卧室是一个克莱因瓶，所以我从来没有被束缚的感觉。暖黄色的灯光洒满房间，逐渐在无限远的黑暗中淡去。其实，克莱因瓶已经很过时了，那时候的设计还在努力暗合着以前的物理世界。不过，那平滑、无始无终的外观让我觉得很安全，感觉有个东西可以抓得住，可以同时既被围在室内又在外面。这比莎拉的房间要好，她的房间是个魏尔斯特拉斯函数“曲线”：处处连续，但无处可微分。无论怎么仔细看，它都是个锯齿状的不规则碎片。那房间确实很现代，但我去的时候从来没觉得舒服过，所以大多时候都是她来我家。
“一切都好吗？需要什么吗？”爸爸问道。
他走“进来”，靠在我卧室的表面，他那二十维的形象被投射入这个四维空间，刚开始是一个小点，逐渐变大为一个缓缓跳动的亮金色轮廓，虽然有点模糊。他有点心不在焉，不过我不介意。我爸爸是个室内设计师，雨果·＜左箭头＞＜右箭头＞·费耶特和Z·E·＜CJK表意文字4E2D＞＜CJK表意文字4E3D＞·贝公司最近的业务需求很大，所以他总是很忙，忙着帮人们建造他们的梦想世界。但是，虽然他没有很多时间陪我，并不是说他不是个好家长。比如说，虽然他已经很习惯做多维的东西，以至于觉得四维空间很无聊，但他还是将我的卧室设计成了克莱因瓶，因为专家们一致认为四维环境最适合孩子成长。
“我们做完功课了。”莎拉和我想到了一块儿。爸爸点了点头，我觉得他挺想帮我们一起找找我们焦虑的原因。但是莎拉在，所以他觉得还是不要提了。过了一会儿，他便闪人了。
我们正在做的功课是关于遗传学遗传特征方面的研究。昨天上课时，白博士教了我们怎样将自己的意识分解成它们的组成计算程序，然后每个计算程序再分解成母程序和子程序，直至得到单独指令，即基本编码。随后，他跟我们解释了我们的父母是如何给予我们某些计算程序，在我们的出生过程中对程序进行重新组合和改组，直到我们成为完整的人，也就是宇宙中新的意识。
“恶心。”莎拉想道。
“蛮酷的。”我回应道。想一想，我的八个父母每人给了我他们的一部分，而且每个部分都会改变重组，和他们的都不一样，多棒啊。
我们的功课是要做出我们的族谱图，描绘出我们的血统门第，如果可能的话，要一直追溯到古代。我的族谱很简单，因为我只有八个父母，而他们每人的父母又更加少。而莎拉有十六个父母，往上追溯时就变得很密集。
“蕾妮，”爸爸打断了我们，“有人找你。”他现在的轮廓一点都不模糊，他思绪的腔调带着某种故意的克制。
一个三维的女士从他后面走了出来，她的形象不是多维的——她从来都不愿意做到三维以上。在我的四维世界里，她看起来扁平而虚幻，就像我在课本里看到过的关于过去的图示。但她的脸比我记忆中的可爱多了，那是一张令我沉睡、令我梦想的脸庞。现在看来，今天确实是非常特别。
“妈妈！”我想道，毫不介意这种腔调的思绪让我看起来像个四岁的孩子。
是妈妈和爸爸先想到要创造一个我，于是他们就请各自的朋友帮忙，每人为我献出自己的一部分。我觉得我的才智来自于汉娜姨妈，而我的焦躁则来自奥克罗叔叔；我比较难交到朋友，就像丽塔姨妈一样；而我很喜欢整洁，跟庞锐叔叔丝毫不差。不过，我的大部分来自于妈妈和爸爸，所以在族谱图中，我把和他们俩的关系线画得最粗。
“你会在这儿多待一会儿吗？”爸爸想道。
“我会待一会儿的，”妈妈想道，“我有些事情想告诉她。”
“她很想你。”爸爸想道。
“对不起，”妈妈想道，她脸上的微笑还没来得及消去，“你把她带得非常好。”
爸爸看着妈妈，似乎还有更多的话，但他点点头转身走了，他的轮廓逐渐模糊。“走之前请过来说个再见，索菲亚，别像以前那样直接消失。”
妈妈是古代人，来自奇点之前，整个宇宙中只有几亿这样的人。在被上传之前，她在肉体里待了二十六年，而她的父母——只有两个——从来没有被上传。
我的分式同胞曾经嘲笑我有个古代人家长，他们告诉我，古代人和正常人的结合很少能够成功，所以妈妈最终离开我们一点都不奇怪。只要有人这样想，我就会狠狠地回击他们，直到他们停下为止。
莎拉见到古代人很激动，妈妈对她笑了笑，问她父母是否安好，结果莎拉花了好一会儿才全部讲完她的所有父母。
“我也许该回家了。”莎拉想道。我急切地暗示了她一会儿之后，她终于注意到了。
莎拉走之后，妈妈走到我身边，我让她给了我一个拥抱。我们的计算程序缠绕在一起，并同步了彼此的时钟，我们的思绪线程依靠在同一个信号量上。我任凭自己沉浸在她那许久不见却依然熟悉的思绪韵律之中，而她则温柔地抚摸着我的思绪。
“别哭，蕾妮。”她想道。
“我没哭。”我努力停止哭泣。
“你没有我想象中变化得那么多。”她想道。
“那是因为你超频了。”
妈妈不住在数据中心，她住在很远的南方——南极洲研究殿，她也在那里工作。那里有一些对超频硬件上的多余能量有全年特殊使用权限的古代科学家，他们的思考速度比大部分人类的快好几倍。所以，对妈妈而言，我们都生活在慢节奏之中。正因为如此，虽然她一年前还参加了我的小学毕业典礼，但对她来说，那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
我给她展示了我赢得的数学奖，以及我新做的矢量空间模型。“我在我们班里数学是最好的，”我告诉她，“在两千六百二十一个学生里。爸爸觉得我能成为一个像他一样优秀的设计师。”
面对我的兴奋，妈妈笑了，她跟我讲了她小时候的故事。她很擅长讲故事，我几乎可以看得到她被困在肉体中时曾经受过的磨难。
“多可怕啊。”我想道。
“是吗？”她安静了一会儿，“对你来说，是很可怕。”
然后，她认真地看着我，脸上浮现出一种我完全不想看到的表情，“蕾妮，我有事情要告诉你。”
上次看到这种表情时，她告诉我她得离开我和这个家。
“我的研究提议通过了，”她想道，“我终于获得了为火箭注入燃料的许可，一个月后他们就会发射探测器。二十五年之后，探测器将会到达格利泽581号恒星系统，它是距离我们最近的、拥有一颗可以适宜人类生存的行星的恒星系统。”
妈妈跟我解释说，探测器将会搭载一个可以被赋予人类意识的机器人。当探测器登陆新行星时，会搭建一根指向地球的碟状天线，向地球发回其已经安全到达的信号。当我们收到信号后——也就是二十年之后——一名字航员的意识将会通过一台强大的发射机被发射到探测器，以光速穿过宇宙空间。一旦到达那里，宇航员便会依附在机器人身上，然后去探索那个新世界。
“我将会是那名字航员。”她想道。
我试着去理解这一切。
“所以另一个你会生活在那里，被植入金属肉体里？”
“不，”她温柔地想道，“我们还从来没能在不摧毁某个意识的情况下复制它的巨量运算。所以，要去那个世界的不是我的复制品，而是我自己。”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回不来了。我们没有足够的反物质将发射机发射到那颗新星球上。光是为了收集足够的燃料来发送小探测器，就已经征用了好几百年的能量。我会尽可能多地将搜集到的数据发回来，但我会永远待在那里。”
“永远？”
她停顿了一下，更正道：“探测器会工作一段时间，但最终会停止运行。”
我想象着妈妈的余生将一直困在机器人中，而那个机器人最终会腐朽、粉碎在一个外星世界。我的妈妈会死掉。
“那么，我们只有四十五年在一起的时间了。”我想道。
她点了点头。
和正常生命的自然寿命——永恒——相比，四十五年不过是一眨眼的工夫。
有那么一会儿，我非常生气，无法思考。妈妈试着接近我，但我缩了回去。
我最终开口问道：“为什么？”
“人类的命运就是探索。就像你作为孩子必须成长一样，我们作为一个物种，也必须成长。”
这根本毫无道理。就在数据中心的宇宙中，我们已经有无尽的世界可以探索了。每个人都可以创造自己的世界，甚至是多元的宇宙世界。在学校里，我们已经探索和放大了四元朱利亚集合的错综复杂——它是那么美，当我们飞翔其中时，我激动得发抖。爸爸帮那么多家庭设计了他们的多维世界，维数多到令我发晕。数据中心里有那么多小说、音乐和艺术品，够我们一辈子享受——即使我们的一辈子是无限的。与此相比，物理世界中区区一个三维行星可以给我们什么？
我只管自己想自己的，希望妈妈可以感受到我的愤怒。
“我真希望自己能像肉体的人类那样叹口气，”妈妈想道，“蕾妮，那不一样。数学的美和想象的景观固然很好，但它们都不是真实的。自从虚拟存在变得永恒之后，人类已经失去了某种东西。我们变得只关心自己，变得自满，我们已经忘了星球与世界。”
我没有回应，只是试着不要再哭。
妈妈将脸转开，“我不知道该如何向你解释。”
“你离开是因为你想要离开，”我想道，“你并不真的在乎我。我恨你，我永远都不想再看到你了。”
妈妈没有回应，她的背躬下去了一点。虽然看不到她的脸，但我可以看到她的肩膀在抖动，几乎让人察觉不到。
虽然非常生气，我还是伸手轻抚着她的背。我总是无法对她硬下心来，这肯定是从爸爸那里遗传来的。
“蕾妮，你愿意跟我去旅行吗？”她想道，“一次真正的旅行。”
“接入飞行器接口，蕾妮，咱们要起飞了。”妈妈告诉我。
接入后的一小段时间里，感觉被冲入我脑海的数据淹没了。我和飞行器的摄像头、麦克风连接了起来，它们把光和声音转译成我所熟悉的图形。但我同时也被连接到了测高仪、回转仪和加速计上，那些陌生的感觉是我以前从未感受过的。
摄像头显示，我们起飞的数据中心，是位于白色冰区中的一个黑色立方体。这里便是家，是宇宙中所有世界的硬件基地。它的墙壁打满了精美的蜂巢孔，以便冷空气进入内部对硅和石墨烯进行冷却，这里全都是高速运行的电子，而这些电子的模型则形成了我，以及其他三千亿人的意识。
我们继续上升，朗伊尔城中那一群群小正方体形的自动化工厂映入眼帘，接下来是阿德泛峡湾的深蓝色海洋和漂浮的冰山。巨大的数据中心令冰山都相形见绌，但峡湾却让数据中心看起来很渺小。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还从来没有真正地体验过物理世界。所有这些全新感觉带来的震撼让我简直“无法呼吸”，就像妈妈想的那样。我喜欢这些老式的表达法，虽然我并不能完全理解它们的意思。
运动的感觉令人头晕目眩，这就是作为一个拥有肉体的古代人的感觉吗？这种与地心引力的无形纽带反向拉扯的感觉？这让人觉得很受限制。
然而，这同时也让人觉得很有趣。
我问妈妈，她是如何在脑中进行那么快的运算、让飞行器保持平衡的。令受地心引力影响的飞行器悬停并保持稳定所需要的动态反馈运算超级复杂，我数学学得虽然很好，却完全没办法跟上。
“哦，我全靠本能，”妈妈笑着说，“你是数码人，所以你从来都没试过站起来保持平衡，对不对？这样吧，你来试着接收一分钟信息。现在试着飞。”
飞行比我想象的要简单。一些在我体内存在、而我从未意识到的运算法则开始进行运算，模糊却很有效，我真切地感觉到了怎样去平衡自己的重量以及推力。
“瞧，你毕竟是我的女儿。”妈妈想道。
在物理世界中飞行，比在多维空间中飘浮简直好太多了，根本没法比。
爸爸的思绪突然切入到我们的欢笑之中。他并没有来到我们身边，只是通过通信连线来到我们面前。“索菲亚，我收到了你留下的信息。你在做什么？”
“对不起，雨果。你能原谅我吗？我也许再也见不到她了。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她能理解我。”
“她从没坐飞行器出去过，这样很冒险——”
“起飞前我已经确定飞行器有足够的电力，我保证小心使用能量。”妈妈看着我，“我不会拿她的生命开玩笑的。”
“如果他们发现少了一个维护型飞行器，肯定会来追你们的。”
“我之前已经申请了假期和飞行许可，”妈妈微笑着想道，“他们不会拒绝一个将要死去的女人最后的愿望。”
连接静默了一会儿，然后爸爸的思绪又出现了，“为什么我永远无法对你说不？你们的飞行要进行多久？她是不是没法去上学了？”
“也许会是一次很久的旅行，但我觉得是值得的。她以后永远都是你的，我只想在最后这点时间里拥有她一小会儿。”
“保重，索菲亚。我爱你，蕾妮。”
“我也爱你，爸爸。”
很少有人能够体验被赋予飞行器形体的经历。首先，飞行器的数量很少。其次，仅仅一个维护型飞行器飞行一天所需的能量，就足以让数据中心运行一个小时，而保护资源是人类高于一切的义务。
所以，只有保养和修理机器人的操作员才会定期飞行。对于大部分数码人而言，做这样的工作非常罕见。在此之前，被赋予形体对我来说很没意思，但现在我却觉得非常兴奋。肯定是因为我从妈妈那里遗传到了一些古代人的血统。
我们飞过大海，飞过欧洲森林中高耸的橡树、松树和云杉，大片的草原和成群的动物。妈妈指着它们，告诉我哪些是欧洲野牛、古代野牛、野马和糜鹿。“仅仅五百年前，”妈妈想道，“这里都是农田，全都是人类种植的共生型植物的克隆体。地面全部那些设施和整个地球的能源，就用来养活几十亿人。”
我用怀疑的眼神看着妈妈。
“看到远处那座爬着驯鹿的小山了吗？在被莫斯科河淹没埋葬之前，那里曾经是一个叫做莫斯科的大城市。”
“我记得一首诗，是一个叫奥登的古代人写的，他早在奇点之前就死了，诗的名字是《罗马的灭亡》。”
她跟我分享了诗中的场景：驯鹿群、黄金地、空城、大雨，总是下着雨，抚摸着那个被遗弃的世界的空壳。
“很美，不是吗？”
我很乐于沉醉其中，但马上想到，也许我不应该这样。妈妈最后还是会离我而去，我需要对她生气。是不是出于对飞行和物理世界中各种感觉的热爱，她才想要离开？
我看着下方飞驰而过的世界。从前，我总觉得三维世界肯定是扁平而无聊的。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个世界的色彩比我见过的任何色彩都更加有活力，而且这世界有种无序的美，是我从未想象到的。不过，既然我已经亲眼看到了这个世界，也许爸爸和我可以试着用数学的方法重新制造一个它，而且不会有什么不同。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妈妈。
“但我会知道那不是真的，”妈妈想道，“那就大不相同了。”
我在脑海中一遍遍重放着她的话。
我们继续飞行，在有趣的动物和历史景点（现在已经只是充满破碎玻璃的空地，混凝土已经被冲刷走，钢筋也已经锈成了粉末）上空悬停，妈妈同时给我讲了更多故事。来到太平洋时，我们潜入海中寻找鲸鱼。
“我在你的名字里加了＜鲸鱼＞，是因为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很喜欢鲸鱼，”妈妈想道，“那时候它们已经很少了。”
我看着那些鲸鱼冲浪、用尾巴拍打水面。它们看起来一点都不像我名字里的＜鲸鱼＞。
在美洲上空，我们盘旋在熊家族的上方，它们毫不胆怯地看着我们（毕竟维护型飞行器也就和熊妈妈差不多大）。最终，我们来到大西洋海岸线上的一个港湾小岛，岛上密密麻麻全都是树，中间零星穿插着一些海岸湿地，河流纵横交错。
岛的南边有一座城市的废墟，一座座灰暗而破败的摩天大楼的残留框架在周围的树林中耸立着，如同石柱一样。在它们表面反射的影像里，我们能看到土狼和鹿似乎在玩捉迷藏。
“你现在看到的是曼哈顿的遗迹，很久以前一座伟大的城市，我就是在这里长大的。”
随即，妈妈对我讲起了曼哈顿的光荣岁月。那时候，这里全都是有肉体的人，城市像黑洞一样消耗着能量。一两个人便住着一大套房子，还拥有各种可以运载他们、提供冷气和暖气、做饭洗衣和其他事情的机器，但同时，这些机器全都以无法想象的速度往空气中排放着碳和毒气。每个人所消耗的能量都足以支撑百万个没有物理需求的意识。
接下来便是奇点，随着最后一代肉体人类的离开——死去或者前往数据中心——这座伟大的城市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雨水渗入墙和地基的裂缝之中，冻结后又解冻，将那些缝隙撬开得更大，直到那些建筑像古代被砍伐的树那样倾倒。柏油路也全都裂开，长出了籽苗和葡萄藤，于是，这座死城又逐渐屈服于生命的绿色力量。
“这里的建筑修建于一个人类滥造一切的年代。”
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人讨论工程了，因为由原子构成的建筑效率低下、不灵活、受限制，并且消耗很多能量。老师告诉我们，工程学是黑暗时代的一种艺术，那时的人类很无知。比特和量子位才是更加开化的文明，而且给我们的想象力提供了完全的自由。
听了我的想法，妈妈笑了，“你可真像你爸爸。”
她把飞行器停在一片空地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些可怕的摩天大楼。
“这才是我们这次旅行的真正开始，”妈妈想道，“重要的不是我们在一起多长时间，而是我们在一起时做了什么。别害怕，蕾妮。我给你看一些关于时间的东西。”
我点了点头。
妈妈激活了飞行器上的例行程序，来对处理器进行降频，以便电池在我们的意识减速至缓慢运行时能够节省电力。
我周围的世界加速运行了起来：太阳动得越来越快，直到在这个被灰尘永久覆盖的世界上方成为一道耀眼的拱；随着倒影的旋转，一棵棵树在我们周围长了出来；动物在我们身边急速掠过，速度之快以至于无法看清楚。我们注视着一座摩天大厦，它的顶部是具有挑衅意味的矛形钢铁层叠拱顶，随着季节的推移逐渐弯曲倾倒——看上去就像一只伸向天空逐渐疲惫的手，触动了我的内心深处。
妈妈将处理器调回了正常速度，我们看到这座建筑的上半部分倒塌瓦解，发出如同冰山崩解时的一系列巨响，而它倒塌时又压倒了周围更多的建筑。
“那时，我们做了很多错事，但也做了一些正确的事情。那是克莱斯勒大厦。”我从她的思绪中感受到无尽的悲哀，“它是人类最美丽的作品之一。人类制造的东西没有什么可以永久存在，蕾妮，数据中心也会在宇宙热寂之前的某一天土崩瓦解。但真正的美会一直延续，即使所有真实存在的东西最终都要逝去。”
对我来说，这似乎只是不到一天的时间，但是从我们踏上这次旅程开始，四十五年已经过去了。
爸爸将我的房间保留在我离开那天时的样子。
四十五年后的爸爸看起来已经不同了。他为自己添加了更多维数，显得更加金光灿灿。但他对待我的方式就像我只是昨天离开一样，我很感激他这么体贴。
当我准备去睡觉时，爸爸告诉我，莎拉早已完成学业并且有了自己的家庭，还有了一个小女儿。
听到这个消息时，我有点伤感。降频是罕见的事情，它会让人感觉被别人落下。不过，我会努力赶上，况且真正的友谊不会败给任何时间的差距。
我也不会用和妈妈一起度过的漫长的一天去交换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东西。
“你想换换你卧室的设计吗？”爸爸想道，“一个崭新的开始？克莱因瓶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咱们可以看看一些基于八维环形圆纹曲面的当代设计，如果你想要极简抽象派艺术的话，咱们也可以做五维球体。”
“爸爸，克莱因瓶挺好的，”我停顿了一下，“也许，等我休息好了以后，我会把我房间做成三维的。”
他看着我，或许，他在我身上看到了一些他不曾料想到的东西。“当然可以，”他想道，“你已经可以开始自己设计了。”
爸爸一直陪着我，直到我睡着。
“我很想你，”爸爸自言自语道，他不知道我还醒着，“蕾妮出生的时候，我在她名字里加了＜星星＞，因为我知道有一天你会去那些星星之中。我很擅长帮助别人实现梦想，但我无法为你创造出你的梦想。一路顺风，索菲亚。”他从我的房间消失了。
我想象着妈妈的意识悬浮在星球之间，仿佛一条电磁缎带在星际尘埃之中闪烁。机器人外壳在那个遥远的星球上等待着她，在那外星球的天空下，那外壳会随着时间逐渐生锈、腐蚀、破裂。
当再次活过来时，她一定会非常开心。
我渐渐进入梦乡，梦到了克莱斯勒大厦。
（Yuyu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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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因瓶是和莫比乌斯带非常相似的概念，最初由德国数学家菲利克斯·克莱因提出。克莱因瓶的结构非常简单：一个瓶子，底部有一个洞，延长瓶子的颈部，并且扭曲地进入瓶子内部，然后和底部的洞相连接，这就构成了一个克莱因瓶。克莱因瓶没有起点和终点，没有“边”，也没有内外之分，它的表面不会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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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概念，是一个在复平面上形成分形的点的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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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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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特是二进制数字中的位，是传统计算机中信息的基本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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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位是量子计算机中信息的基本单元。???
幻影
十三岁时的某一天，我因为胃痛而被送回家。
走到前门时，我听到父母的卧室里有一些噪音。
而他们那时不应该在家，家里应该一个人也没有。
小偷？我猜想。出于青春期的大胆和愚蠢，我走上楼梯打开了卧室的门。
和绘画一样，照片不光是图像，也不光是对现实的诠释；它是一种痕迹，和足迹一样，直接由现实刻印而来。
——苏珊·桑塔格
保罗·拉里莫尔：
你已经开始录像了？我现在开始吗？好的。
安娜的出生是个意外。艾琳和我因为工作四处奔波，我们不想被拖累住。但是，人总是无法计划所有的事情，发现艾琳怀孕的时候，我们真的很开心。
婴儿时候的安娜不太容易睡着。入睡过程中，她会一直吵闹，必须有人抱着她摇晃，而且不能停下。艾琳生完孩子后背痛了好几个月，因此，每天晚上喂奶后，都是我抱着安娜走来走去。她的头会靠在我肩膀上，我知道，自己当时肯定很累很不耐烦，但我记得的只是自己那时和她是那么亲近：我们在客厅来来回回走好几个小时，我唱歌给她，只有月光照着。
后来，我一直希望自己能够再像那样亲近她。
我没有她那时的幻影。那台雏形机很笨重，被拍的人必须好几个小时坐着不动，婴儿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这是我为她拍的第一个幻影。那时她七岁。
－嗨，小甜心。
－爸爸！
－别害羞。这些人是来给咱们拍纪录片的。你不用和他们说话，就假装他们不在这里。
－咱们可以去海滩吗？
－你知道不可以的。咱们不能离开家；再说，外面太冷了。
－你能陪我玩洋娃娃吗？
－当然可以，你想玩多久就多久。
安娜·拉里莫尔：
我父亲是那种令人无法讨厌的人。他赚了一大笔钱，过程就像是美国童话：孤独的发明家提出一个给世界带来欢乐的想法，于是全世界理所当然地回报他。除此之外，他在慈善方面也很慷慨。拉里莫尔基金会精心修饰了他的公众形象，跟那些制片厂为名人情趣幻影润色一样。
但是，我知道保罗·拉里莫尔真实的一面。
十三岁时的某一天，我因为胃痛被送回家。走到前门时，我听到父母的卧室里有一些噪音。他们那时不应该在家，家里应该一个人也没有。
小偷？我猜想。出于青春期的大胆和愚蠢，我走上楼梯，推开了卧室的门。
我父亲赤身裸体地躺在床上，和他一起的还有四个裸体女人。他没听到我进来，所以他们继续进行着——在我母亲和他共眠的床上。
过了一会儿，他转过身来，我们彼此对视着。他停下动作，坐起来，伸手关掉了床头柜上的投影仪。那些女人消失了。
我感觉恶心得要吐。
晚上，母亲回来后告诉我，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好几年了。她说，我父亲无法抗拒女人，在他们的婚姻中，他难以做到忠诚。所以母亲对他一直心存疑虑，但父亲非常聪明，也很小心，母亲一直都没有他出轨的证据。
最终将他捉奸在床时，母亲非常愤怒，想要离开他。但他一直解释并恳求母亲，他说自己体内似乎有种东西令他无法遵守一夫一妻制，不过他已经有了解决办法。
几年来，他制作了很多那些被他征服的女人的幻影，由于技术的改善，那些幻影栩栩如生。如果母亲让他保留这些幻影、允许他私下使用，那么他会努力不再出轨。
母亲和他达成了协议。她觉得他是个好父亲，她知道他爱我，她不想让我因为父亲的事受到伤害。
况且，父亲的提议似乎确实是个合理的解决方法。在她看来，父亲和那些幻影在一起的时候和其他男人使用色情产品没什么区别。没有身体接触，没有真人。婚姻要存续，便要给无害的幻想保留一些空间。
然而，母亲没有像我那天撞见父亲时那样直视他的眼睛——那绝不仅仅是幻想，而是不可原谅的持续性的背叛。
保罗·拉里莫尔：
幻影相机的关键不是物理成像，虽然物理成像也很重要，但它最终不过是在银版照相技术基础上进行改善所能达到的顶峰。
对于记录现实，我的贡献是捕梦器。通过它，拍摄对象的思维模式——对其性格的描绘——会被捕捉下来，数字化，在投影时会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来。捕梦器是所有幻影相机的核心，包括我的对手制造的同类相机也是一样。
实际上，早期的幻影相机是医疗设备的改装，类似于至今仍然可以在老医院看到的X光断层摄影机。那时候，拍摄对象先要注射一种化学药剂，然后躺在相机的成像管道里，直到扫描完一整套思维过程。接下来，扫描结果将用来培养神经模型的智能，继而将生命力赋予投影。
这些早期的尝试十分粗糙，得出的幻影很像机器人，没有人性，甚至滑稽而疯狂。但是，即使是最早的幻影也保留了一些摄像机和全像摄影无法拍摄到的东西，那活生生的投影可以像被拍摄者本人那样与观看者交流。
现存最早的幻影是我本人的投影，现在保存在史密森学会。在首次报道中，曾经与我的幻影交流过的朋友说，虽然投影是由电脑控制的，但他们还是从它身上诱导出了一些“保罗式”反应，比如“只有保罗才会那么说”，或者“嘿，那是个典型的保罗式表情”。就在那个时候，我知道我成功了。
安娜·拉里莫尔：
很多人都觉得奇怪，作为幻影相机发明者的女儿，我写的书里却说没有幻影相机世界会更好更真实。有些人甚至套用无聊的流行心理学，无非是想暗示，我其实是嫉妒我的“妹妹”——父亲的发明成了他最爱的孩子。
如果是那么简单就好了。
父亲说，他的发明是为了记录现实、定格时间、保存回忆，但这项技术的真正吸引力却从来不是记录现实。摄像、摄影、全息摄影等等，这一系列的“现实拍摄”技术已经成了一种欺骗方式，被大量地用来塑造现实、扭曲现实、操控和幻想现实。
人们在相机前塑造着自己的人生，即使度假时也时刻注意自己的形象，生活成了表演的舞台。想要定格现实的欲望几乎变成了逃避现实。
幻影相机成了这种趋势的最新化身，最坏的那一个。
保罗·拉里莫尔：
自从她……那天以后，唉，我想你们已经听她说过了，我也不想为自己辩护。
我和她从没谈起过那天的事。她不知道，那天下午之后，我销毁了自己所有艳遇的幻影，而且没有保留备份。我估计，知道不知道这件事对她毫无影响。但是，如果你能转告她这件事，我会很感谢你的。
那天之后，我们之间的对话变得彬彬有礼、小心谨慎，避免任何亲昵辞藻和话题。我们谈假条、谈她希望来我的办公室为马拉松拉赞助，谈上哪所大学；但我们不再谈论友情的快乐、爱情的痛苦，以及她对这个世界的希望与失望。
上了大学之后，安娜完全不和我说话了。我打电话给她，但她从来不接。需要从信托那里支付学费时，她会打电话给我的律师。假期的时候，她会和朋友或同事去海外。有时候度周末，她会邀请艾琳去帕罗奥多市见她。我们都知道，我不在受邀请之列。
－爸爸，为什么草是绿色的？
－因为树叶的绿色随着春雨滴落到了草地上。
－太荒唐了吧。
－好吧，是因为草在篱笆的另外一边。但如果你站在另外那边，草看起来就不会那么绿了。
－一点都不好玩。
－好啦，那是因为草里有叶绿素，叶绿素吸收了绿色以外的所有颜色。
－这该不是你编的吧？
－我是乱编故事的人吗，甜心？
－有时候很难说。
她上高中时，我开始反复播放这段幻影，后来渐渐成了种习惯。现在我每天全天候都播放着她的幻影。
我也有一些后来拍的她长大一点时候的幻影，大部分的分辨率都比这段好很多。但这一段是我最喜欢的，它让我想起以前的美好时光——在那无可挽回的变化之前。
拍这段幻影那天，我们终于造出了一个能够安装在肩扛摄像机底座上的捕梦器。它就是我们的第一部家庭幻影相机——“旋转木马马克1号”——的原型。我把它带回家，让安娜摆好姿势拍摄。她在门廊边静静地站了两分钟，和我聊她那天经历的事情。
她是那么完美，就像所有小女孩在她们父亲眼中一样。当时看到我在家里，她的双眼一下子亮了。那时她刚露营回来，有很多事情要告诉我，也有很多问题要问我。她想让我带她去沙滩放她的新风筝，而我答应会帮她准备好晒印的纸片。我很庆幸自己在那个时候拍了她。
那是多么美好的一天。
安娜·拉里莫尔：
我和父亲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母亲发生意外之后。当时，他的律师打电话给我，因为他知道我不会接我父亲的电话。
母亲当时几乎已经失去知觉了。那个司机已经死了，而她也即将离开人世。
“你为什么不能原谅他？”母亲说，“我都已经原谅他了。人的一生不能由一件事来决定。他爱我，他也爱你。”
我什么也没说，只是紧紧地握着她的手。父亲走了进来，我们都和母亲说话，彼此却不交谈。半小时后，母亲睡了过去，再也没有醒来。
事实是，我已经准备好原谅他了。他看起来老了——儿女总是很晚才会发现这件事——他身上的某种脆弱令我对自己产生了质疑。我们一起默默地走出医院。他问我在老家有没有地方住，我说没有。于是，他为我打开车门。短暂的犹豫后，我上了车。
我们回到了家里。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回家了，那里却依然和我记忆中的一模一样。我坐在饭桌旁，父亲去做一些冷冻食品。我们依然像我上中学时那样，小心翼翼地讲话。
我向他要一段母亲的幻影。我的原则是不拍摄或保留幻影，我也不像一般大众那样推崇幻影。但在那一刻，我想我理解了幻影的魅力，我希望母亲的某一部分能够永远陪在我身边。
于是，父亲递给我一张光盘，我跟他道谢。他说我可以使用他的投影仪，但是我回绝了。我想在幻象与真实的记忆混淆之前，把自己对母亲的记忆多保留一会儿。
最终，我没有去看那段幻影。光盘在这里，如果你想看看我母亲长什么样的话，一会儿可以看。所以我记住的关于母亲的一切，都是真实的。
和父亲吃完饭后已经很晚了，我回了自己的房间。
然而，我看到一个七岁的我坐在我的床上。她穿着一件超级丑的粉色花裙子——我肯定已经将它从记忆中删除了，她头上还戴了个蝴蝶结。
－嗨，我是安娜。很高兴见到你。
这么多年来，他竟然保留着这样一个无知无助的我的仿制品。在那段我不和他说话的日子里，他是不是就对着这个冰冷的影子，重温我对他已经失去的信任和爱？他是不是一边注视着这个小时候的我，一边幻想着那些他无法和我进行的对话？他是不是甚至对它进行了编辑，去除了我的坏脾气，增加了更多对他甜得发腻的爱？
我有种被侵犯的感觉。无可争辩，那个小女孩确实是我，她的行为举止和我一样，说话、微笑、动作和反应的方式都和我一样。但是，她不是我！
我已经长大了，变了。我来到这里，以一个成年人的身份面对我的父亲。然而现在，我发现自己的一部分竟然被拍摄下来，封锁在这个幻影中，让他能够保持着与我的某种联系。而我不想和他有这种虚幻的联系。
多年前他床上那些裸体女人的画面涌入我的脑海，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她们这么长时间以来一直在睡梦中折磨着我。
幻影记录着被拍摄对象的本质，这是它之所以诱人的最重要原因。当父亲保留着情人们的幻影时，他其实保持着与她们的联系，也保持着与那个曾经和她们一起时的自己的联系。所以，他一直在进行着情感上的背叛，这比暂时的身体上的不检点更加可怕。色情图像只不过是视觉上的幻想，而幻影则可以刻画出一种心境、一场梦。但是，是什么梦呢？我那天在他眼中看到的并不是肮脏龌龊，而是无尽的暧昧亲密。
反复播放我小时候的这段幻影，他幻想着重新得到了我的尊重和爱，而不是去面对自己所犯的错误，不去面对那个真实的我。
或许，这是所有父母的梦：自己的儿女永远停留在那段介于幼小无知与自我意识觉醒之间的短暂阶段，因为这时儿女眼中的父母完美无瑕。
这是伪装成爱的控制欲，就像李尔王对女儿考迪利亚的掌控欲一样。
我走下楼梯出了家门，从那以后再也没和父亲说过话。
保罗·拉里莫尔：
如今的幻影可以记忆——尽管只是模糊的记忆，因为捕梦器没有足够的分辨能力去辨明和捕捉被拍摄对象的所有具体记忆。在某种程度上，它会学习，会取得经验；但是，被拍摄者的精神世界距离被拍摄的那一刻越远，电脑做出的推断就越不准确。即使是我们能提供的最好的幻影相机，最长投影时间也不能超过几小时。
不过，捕梦器可以精确细腻地捕捉到被拍摄者的心情、思想状态、引发其微笑的原因、说话的腔调，以及包含在其措词转变中那种用文字无法表达的意味。
所以，安娜每两小时左右就会重置一次。她会再次刚从露营归来，再次有满脑子的问题和故事要和我说。我们一起说话一起玩儿，任凭话题随意进行。尽管每次的对话内容都不同，她却永远都是那个充满好奇心的小女孩，崇拜着她的父亲，认为父亲不会有任何过错。
－爸爸，可以给我讲个故事吗？
－当然可以，你想听什么故事？
－我想再听你讲那个科幻版本的匹诺曹。
－我不知道能不能记起上次讲的所有细节。
－没关系的。开始吧，我会帮你的。
我真的好爱她。
艾琳·拉里莫尔：
我的宝贝，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看到这个，也许是在我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吧。不要跳过下面的一段，那是一段录影，我想让你听听我想说的话。
你父亲想念你。
他不是个完美的人，犯了所有男人都会犯的错误。但是，你却让那个他最差的时刻淹没了你的整个人生。你将他的整个人生压缩为那个下午，他最差劲的时候。你在脑中一次次描绘自己看到的那个画面，直到这个模板将那个好爸爸清除掉。
在你拒绝他的这些年里，你父亲一遍遍地播放你小时候的幻影，以七岁的孩子可以理解的方式取悦你、逗你、爱你。每次通话的时候，我多想问问你是否愿意和他说话，然而我问不出口，生怕被你拒绝后，看到他回去失神地盯着幻影，一遍遍地重播。
看看真正的他是怎样的吧。
－嗨，你有没有看到我女儿安娜？
（Yuyu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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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当代著名文艺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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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水银蒸汽对曝光的银盐涂面进行显影的方法，银版是最早期的一种摄影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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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斯坦福大学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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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特定形状的指头大小的纸片，贴在身上在太阳光下曝晒后，会在身上留下各种图案。???
单比特错误
发现这个记忆错误之后，他又回忆起了一连串的事情。
现在他想起来了，他们总是在饭厅里用餐，
而且要下棋的话也总是用起居室里的咖啡桌。
折磨他这么多年的记忆根本就不可能属实。
那个场景肯定是他自己以某种方式想象出来的。
在认识利迪娅之前，泰勒的人生和大多数人的一样，充满一长串日积月累下来的名字。年轻的泰勒那时还不懂，名字，其实是记忆的标签。
——“后来呢？”“后面就没有了，”奶奶说，“他们就幸福地生活着，直到永远。”“永远？”“当然了。”在奶奶给他念《睡美人》之前，泰勒一直以为每个故事的结尾都像他父母讲的那样：“他们生活下去，有时候还能感到幸福，就这样一直到死。”
——泰勒和别的小孩一样躲着那个新来的男生，因为那孩子个头比他们都大，而且盯着谁都一副要动手打架的模样。但是那天，杨太太的美术课上只剩下泰勒旁边的一个空位子，于是他和欧文·拉斯特就这么成了最好的朋友。
——泰勒望着她，一直到音乐结束。他刚要开口邀她跳舞，她的约会对象就到了。原来爱上一个人真的只需要半个钟头，他想。于是他把“安珀·莉娅”这个名字写在小纸条上，用铝箔封进啤酒瓶，用尽力气远远地扔到长岛海湾里。
——从他看到渔人码头旁边晒太阳的海豹那一刻起，旧金山不再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小点。
——在咖啡店即兴表演的时候，他念了一首叫《诱惑、迷恋、欲望与专一》的诗。他不明白为什么在场所有的女人听了都放声大笑，直到坐在欧文后面的女士指给他看了杂志上的香水广告，他才恍然大悟。莱娜·赖曼和泰勒的约会持续了整整两个月，她最喜欢的香型叫嫉妒。
——泰勒本来不知道天上最亮的那颗星星叫什么，不过，他搬进新公寓之后在厨房里发现了一本别人丢下的星图，旁边搁着一盆新鲜的橘子。于是，每当他想到天狼星的时候，舌尖便会传来一丝甜意。
泰勒第一次看到她，是在离他家两条街远、专卖有机食品的“完全食物”超市背后的垃圾箱旁。当时，他绕到那里是想找几个纸箱，好把刚买的纯天然土豆和散养鸡的胸脯肉装回去（塑料袋和纸袋都不符合那家超市的环保理念。）
她正站在垃圾箱旁，两手举着一大罐刚过了保质期的橄榄对着阳光看。她穿着深蓝色棉背心，可以看见肘弯处的褶皱与凹陷。被太阳晒得褪了色的姜红色头发盘在一边，用一只黑色发夹别住。几粒雀斑让她苍白的面孔多了些生气与色彩。
她转过头来，把橄榄罐子放到她翻出来的一堆东西上面。她嘴唇开裂，一看就是只顾抽烟、把医学统计数字当笑谈的那类人。她眼睛的颜色让人想起飞蛾的翅膀。她要微笑了。他心里明白。他想看看她的牙齿是不是雪白而又参差不齐的。
泰勒觉得她是自己见过的最美的女人。
“你知道他们丢到这里的东西起码还能放一个星期，是吧？”她招呼他过来，“来帮把手。”
是的，她是在微笑。
据我们对记忆的了解，无论是对确实发生过的事情的回忆，比如晚餐的菜色，还是对可能发生但是并没有成为现实的事情的印象，比如某个时过境迁之后才想起来的有力反驳，或是对那些完全子虚乌有的事物的记忆，比如阳光如何让天使的眼睛熠熠生辉之类，这三类记忆在神经元层次上都采用了同一种编码方式。所以我们要动用逻辑与理性，还要增加一个间接层次才能把这三者区分开来。这对那些相信现实建构于记忆之上的人来说可能是一种困扰，因为如果你无法分辨这三种记忆的话，那你就可能被诱导相信任何事。
哲学与宗教之所以有慰藉人心的力量，就是因为二者都能帮助人们将这三种记忆区分开来，让他们能够把握住那脆弱的现世的真实。
当泰勒还很小的时候，奶奶是他最亲近的人。因为他的父母认为讲给孩子听的必须是成人眼中的事实，奶奶则不一样，她会用圣诞老人、复活节小兔子和上帝来补足他的知识空缺。另外，他的父母总是很忙，并且过于正经，而奶奶则是从容随和，能让他开心。她趁泰勒父母不在的时候，带他去过几次教堂。他喜欢那里的歌声和彩色玻璃窗。他还记得坐在那个巨大而空旷的房子里的坚硬长凳上，依偎在奶奶身边，感觉无比安全。
奶奶的去世让泰勒悲痛万分。不过像大多数成年人那样，长大之后的他只能大致地记起孩提时代的眷恋有多强烈。他和很多人一样错误地将成熟与有价值画上等号，于是，便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幼时对她的爱缺乏力量与深度。
但在奶奶过世之后，泰勒长久以来一直被一段记忆所折磨。那是奶奶某次来看他时发生的事。当时他大约五岁，正和奶奶在厨房里的餐桌上玩某种棋类游戏。他兴奋地晃悠着腿，老是踢到她的小腿。奶奶叫他别闹了，但他不肯听话，只是咯咯笑着。最后奶奶冲他皱起眉头，吓唬他说再这样她就不玩儿了，这时候泰勒就叫她下地狱去。
在泰勒的记忆里，他能看见她的表情瞬间僵住，脸色苍白，然后便开始流泪。他记得自己只见她哭过这一次。他同样记得自己当时是如何地茫然不知所措。他的父母不怎么信仰宗教，所以对他来说，地狱这个字眼并没有太多的神秘感与力量，只是模糊地知道那是个让人不愿踏足的地方，和阴暗的地下室或者更加阴暗的阁楼差不多。奶奶在流泪，但他自己不清楚到底出了什么事，这让他感到很恼怒。
甚至到十几岁的时候，泰勒还在为这段记忆内疚。对他来说，这代表了他在面对自身的残忍和无知，在质疑自己本质上是不是个好人时所感受到的恐惧与焦虑。如此轻易地让一个爱自己的人受这么重的伤害，这让他深感不安。
有一天，泰勒翻看一本旧的家庭影集时，在里面找到了一张老屋厨房的照片。他惊奇地发现，那个小厨房的中间是料理台，根本容不下他记忆里的那张餐桌。
发现这个记忆错误之后，他又回忆起了一连串的事情。现在他想起来了，他们总是在饭厅里用餐，而且要下棋的话也总是用起居室里的咖啡桌。折磨他这么多年的记忆根本就不可能属实。那个场景肯定是他自己以某种方式想象出来的。
他觉得要解释真相到底如何并不困难。奶奶的去世一定给了他内疚与被抛弃的感觉。在这种混乱之中，他借用从故事书里看来的一些元素，凭空造出了这段记忆来惩罚自己。任何失去至亲的孩子都可能产生这种幻想。认识到这一点，奶奶哭泣的情景便逐渐淡出了他的记忆，变得越来越不可信了。
泰勒觉得自己很幸运，能够抓住虚假记忆中唯一的破绽，从而用理性来分辨真实与虚幻。对他来说，这似乎是长大成人的标志。
当然他也承认，伴随这一发现而来的是一丝伤感。尽管这段记忆是生造的，但它毕竟是自己对奶奶的爱的一部分；现在它丧失了真实的光环，好像奶奶的某一部分也随之逝去，余下的只有无以名状的空虚。
泰勒知道，世界上最好的开心果冰淇淋出自洛斯阿达玛镇的多拉冰淇淋店。因为就是在那里，空调的凉风吹着他的后脖颈，阳光从满是灰尘的百叶窗缝隙照进来，他们分享着一小杯开心果冰淇淋，就在这时，利迪娅对他说：“好啊，我当然愿意，就这么定了。”
一个月前，他帮她把从“完全食物”超市的垃圾箱里拣出来的橄榄、面包和葡萄汁搬回公寓。其实她也住在他那栋楼里，就在他下面一层。她房间里仅有的几样家具都是硬纸板做的，上面蒙着床单，看上去像简约主义戏剧的舞台布景一样。利迪娅在地板上摊开一条毯子，于是那天下午，他们便在她那十二平方米的单人公寓里举行了一次野餐。他们就着瓶子喝葡萄汁，利迪娅把面包掰开递给他。
“圣餐，利迪娅的手艺。”她的口气好像在说“卡拉布里亚风味鸡块，我奶奶的家传秘方”似的，完全不像是开玩笑。然后，她从罐子里给他拿了颗橄榄。
奶奶最后一次带泰勒去教堂已经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所以他完全不知道现在该如何应答。可是，他想要留在她身边望着她的脸。尽管她只偶尔露出笑意，但泰勒可以感觉到她神色中弥漫着的某种喜悦，如同扑面而来的热浪一般。
他给她讲自己的工作，如何在银行做数据库程序员，又说到他晚上如何在笔记本上作诗，然后来到烟气腾腾的咖啡馆里，在那些有着同样梦想的男男女女面前朗诵。他告诉她那些在自己生活中分量最重的名字，还有名字背后的故事。他暗自赞叹她的面容，并惊讶于自己竟如此为她着迷。
泰勒也问她一些问题。他想了解自己意中人的人生，还有她所积攒下来的那些名字背后的故事。
利迪娅长大的地方叫新坎顿，是分散于从波士顿到纽约的高速公路沿线的无数远郊小镇之一，这些小镇基本上都大同小异。父母给她取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在她出生之前就过世了的外祖母。小时候妈妈叫她“豌豆荚”，因为她生得圆滚滚的，又喜欢阳光。她爸爸则叫她“小公主”，因为他觉得所有的父亲都会这么称呼女儿。
初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她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她的父母开始吵架，等到尘埃落定之后，爸爸想让她继续用利迪娅·葛蒂这个名字，而妈妈则希望她改名为利迪娅·奥斯坎莱。她的暑假都在亚利桑那州爸爸的新家度过，他晚上与朋友聚会的时候也会把她带上。他们叫她“小鲨鱼”，因为她扑克打得比他们还好。学校里的女生都叫她“郝利迪”，因为她最喜欢的是红色。而男生没给她取绰号，因为就他们所知，她还没吻过谁。
到了高中，她成了“嗑药的利迪娅”，而且很受男生欢迎，不过完全不是出于什么像样的理由。至于她妈妈用来称呼她的那些词儿，她宁可不去回想。有一天，她搭一个男孩的车来到波士顿某处建筑前，那里有很多人在车道边怒气冲冲地挥舞着横幅和标语牌。她孤零零地走进去的时候，他们冲她喊的那些话让她发抖。过后，她躺在白色的小房间里醒过来，一位护士叫她不要理会外面那些杂音，想象自己是“一位勇敢的青年女性”。
她昏睡过去，然后突然惊醒了，感觉房间在摇晃。从那一刻起，她的人生便彻底改变了：因为双眼颜色如同飞蛾翅膀的天使安伯列降临了。
泰勒当时听得还不是太明白，于是利迪娅告诉他，天使降临的时候不会像大部分目击者描述的那样与被拜访者交谈。天使降临所带来的震撼纯粹来自天使本身，因为天使正是上帝的分身。
和千千万万普通人一样，虽然利迪娅的人生并没有完全充斥着非同寻常的苦难，但到那时为止，所遭遇的种种失意与背叛也足以磨灭教会灌输给她的那一点点信仰。在她的世界里，上帝原本同中微子一般毫无意义。但是那时她仰望着天使，感到安伯列的光芒穿透她的双眼，充满她的心房。那痛苦的感觉是如此的光荣，她根本连合眼的念头都没动过。她之前对于任何事情的理解根本都是不正确的，也是无关紧要的。安伯列的光辉照亮了她父母之间那些令人窒息的沉默，照亮了高中生活的零和游戏给她留下的新旧伤痕，照亮了日常生活中那些令人自卑、迷惑和绝望的混乱。这一切都在那光芒里变得清晰明了而又合乎情理，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变得美丽了。
那一刻，利迪娅脱胎换骨。她被对上帝的爱所充满，终于理解了为什么说无上帝之处即为地狱，而与硫黄和烈火无关。
听完利迪娅的叙述，泰勒终于发现是她的什么让他如此动心——他在她脸上看到的那种幸福，过去人们称之为“蒙恩”。蒙恩之人可以免于恐俱。恐惧源自得不到满足的欲望，而上帝的存在，即使是通过天使降临这一途径，也足以使欲望在她眼里变得毫无意义。天使降临后，她心中仅存的恐惧便是害怕被上帝抛弃。不过，既然得到上帝救赎的唯一条件是爱上帝，而在体会到天使降临所带来的巨大喜悦之后，利迪娅不可能不爱上帝，所以她注定会被拯救。
利迪娅终于知道自己是谁了——她是获救者之一。这不是说要她戒掉毒品和粗口，也不是要她成天穿着白袍子上街去往各家的门缝底下塞小册子。这只是意味着她可以继续她的生活，而未来她做一切时自然会充满喜悦，因为她热爱上帝。
泰勒之所以会爱上利迪娅，是因为他看见了上帝的光辉。虽然中间经过了利迪娅的折射，但仍然让他如痴如醉。
他带利迪娅去参加诗歌朗诵会，利迪娅就这么认识了他那些在烟气腾腾的地下室咖啡馆里聚会的诗友。在聚光灯结成的光茧中朗诵的时候，泰勒会在周围的昏暗之中找寻利迪娅发亮的面孔，还有她的红发形成的光晕。听到他读诗的时候她会微笑，而他喜欢那种微笑。
因为在她眼里，诗的抑扬格和上帝的羔羊也没多大区别；因为她身上带着肥皂与阳光的味道；因为她说想和他一起去看星星的时候是认真的；因为当他嘲笑说“然则”的人时她叫他去查字典，结果他发现它果然有那么个用法；因为他总能在她要笑之前几分之一秒预见到。
一开始，泰勒的朋友们听了利迪娅讲自己与天使安伯列的故事之后都一时无语，但后来他们很快便喜欢上了她，因为她与他们想象当中那种声称见过天使的人完全不同。她的酒量比他们都好——即使欧文也要甘拜下风，虽然这家伙现在还是一副喜欢骑摩托车胜过坐办公室的样子——而且她喝多了之后会对泰勒挤挤眼，说：“你小心了，我要一口吞了你。”
利迪娅周日不上教堂。她从来不去的原因是那里没有任何她需要的东西。再说她的故事会让城里大部分教会觉得难堪。她带他去的是那种见过天使的和想见到天使的人的聚会。地点通常在教堂或图书馆的地下室里，有好多折叠椅和不新鲜的咖啡，同时也常常充满了自暴自弃和从励志书里剽窃来的词句。泰勒常常怀疑参加这种聚会意义何在，直到他看见利迪娅叙说自己经历时脸上的神采为止。
在其余的日子里，他们下班之后就在城市的街道上游荡，有时也会开车去附近一些太平洋岸边的小镇。他们的谈话毫无禁忌且相当随意。做这些事的时候，泰勒望着利迪娅的脸，希望自己也能相信上帝。
从泰勒在垃圾箱旁看到她开始，到她一边喂他吃开心果冰淇淋，一边答应嫁给他的那天为止，这一个月的时间是泰勒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唯一的问题在于，他还是不信上帝。
从洛斯阿达玛镇回来的路上，利迪娅在副驾驶座上睡着了。公路很平直，也没什么车。泰勒打开车上的定速巡航系统，好伸展一下腿脚。他伸手去握利迪娅的手，并转头去看她熟睡的样子。
后来，他努力回忆事故发生后的感觉。那时，他看见座位旁的利迪娅正在慢慢走向死亡。她头下脚上地被安全带绑在座位上，脊背扭曲成一个看上去难以置信的角度，变形的车顶压住了她的双臂。泰勒惊奇地发现，自己对自身的痛苦没有任何印象。
不过，没有痛苦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的两条腿都骨折了，而且照他脸上和胳膊上的烫伤来看，当时他这一侧的车体肯定已经被烤得滚烫。等他在医院里恢复到可以自己坐起来的程度时，他得知失明的左眼永远不会再见光明了。
即便如此，泰勒在那段时间里的全部记忆也只有利迪娅是如何安详从容地告诉他，她要死了，她一点痛苦都没有，她会在天国里和他再会。
然后她睁大了眼睛，说：“你好，安伯列。”
泰勒在座位上扭动身子，试图看到她看见的东西，尽管他心里知道这是徒劳的。他被方向盘卡住了，几秒钟之后便不再尝试。他后来为此悔恨不已，因为就在他的视线离开利迪娅的几秒钟里，她的生命结束了。
要是泰勒信教的话，他可以从利迪娅要与他在天国重逢的承诺之中得到安慰，也可以将愤怒的矛头指向上帝，一直到自己能够像约伯一样接受命运的安排为止；但是，泰勒并不相信天国与上帝的存在。
泰勒同样无法以一个非信徒的方式释怀。因为他对利迪娅的爱来自她那内在的光辉，而除开利迪娅所告诉他的之外，他无法为这种光辉提供其他的定义和解释。他所爱的就是她的信仰。
要继续做一个非信徒，就意味着宣判利迪娅的欢乐全是幻觉，这会完全摧毁她给他留下的回忆。而变成信徒，则要求他在头脑中去除想象与真实之间的樊篱，将看起来似乎是虚无缥缈的东西作为事实来拥抱。利迪娅在的时候，只要他们还相爱，他便可以拖延时间，不必马上做决定，但她的死令他不得不做出抉择。
痊愈之后，泰勒疏远了朋友，辞去了工作，拔掉了电话线。
他所要做的，就是尽力搜集和那次事故相关的资料，试图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并非易事，因为事故调查员并没有查出多少东西，还有大量空白有待填补。不过泰勒并不缺少时间。
“程序员的工作，很大一部分就在于厘清变量与数值是如何通过间接层次相互对应的。”泰勒读道。
变量之于存储器，就如同名字之于人脑。可以给一整段存储器空间冠以一个变量，这样便无需对每一字节进行个别操作。变量可以指代任何东西——阀门参数、社会安全号码，或是一段清空硬盘的子程序。
不幸的是，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判断某个变量所指向的数据是否存在，以及是否与变量所声称的一致。在比特这个层次上，无论是哥斯达黎加蝴蝶的数量，还是澳大利亚外海热带风暴的速度，看起来都没太大区别。
这一点困扰着所有的程序员，因为绝大部分程序对正确性所能做出的那一点点保证完全系于变量的有效性之上。要是你能让计算机误以为某个为空值的变量指向的是有意义的数据的话，那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为了让程序员不至于无法区分确凿无疑的真实和光怪陆离的灾难，变量类型系统应运而生。这是一种嵌入到编程语言当中的数学构造，可以确保某个代表节流阀参数的变量不会指向别的什么东西，比方说汽车目前的加速度。类型系统以绝对可靠的秩序来抚慰程序员，让他们不至于因为面对混沌的比特海洋而发疯。
像很多现代的汽车一样，泰勒车上的定速巡航系统也是由运行在微型计算机上的专门程序控制的。
这个程序能否正确运行显然至关重要。编写它的那位细心的程序员非常清楚自己的工作成果直接关系到他人的身家性命。不仅如此，他使用的编程语言也拥有无比强大的类型系统，甚至在数学上可以证明，无论编程者有多么狡猾或粗心，只要某段程序通过了类型检测，那就可以肯定，它永远都不会把某个被定义为油量的变量指向控制换挡的子程序。在比特的世界里，这近乎无懈可击。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当初泰勒有充分的理由把汽车托付给定速巡航系统。
“两千年以前，”泰勒继续读下去，“大致是在耶稣生活的时代，在仙后座天域有一颗衰老濒死的恒星。它在一个冬季的夜晚爆发，成了一颗超新星。”
这次爆发令无数质子与氢原子核高速飞离那颗恒星的残躯，我们把它们称为宇宙射线。其中的绝大部分注定要在虚空中穿行，直至时间的尽头。我们不必为它们的命运介怀。
但其中一个质子在黑暗中旅行了两千年，在那个阳光灿烂的七月的白天来到了地球。它穿透了电离层，优雅地避开了地球磁力线，随后遇上的逐渐浓密的空气也没怎么降低它的速度。本来它会勇往直前，一头扎到加利福尼亚的沙漠里面，但是某样东西挡住了它的去路。
那一瞬间，利迪娅正在安睡，泰勒的视线正从路面转到利迪娅身上。睡梦中，她脸上的蒙恩之光依然如故。就在这一刻，他们的车拦截了那个自古代死亡恒星逃逸的质子。
它根本没有留心那层金属外壳，塑料合成材料更引不起它的注意，于是它径直向前，有那么一阵子看起来似乎要继续旅行下去了。但它遇上了一个微小的硅晶体，于是两千年以来，它头一次对固态物质发生了兴趣，决定把里面的电子撞一些出来。
那个硅晶体是某个电容的一部分，周围类似的电容和晶体管数以百万计，它们都属于某块集成电路，而这块集成电路是一台计算机的内存，它上面运行的程序正在控制泰勒的汽车。似乎无论从哪个层次上来看，这些电子的缺失都微不足道，但正是这一点点缺失就足够制造出这一场灾难了。
失去了那些电子之后，本来表示“1”的某个比特现在就成了“0”，这个比特正好是分配给某个变量的存储单元的一部分，于是，那个本来是用来存储节流阀参数计算子程序地址的变量指向了燃油的流量值，两者之间正好差了1024个字节。
这正是那段程序尽力要防范的那种类型错误。用来代表子程序的变量永远都不应该指向一个具体的数值。一旦发生了这种事情，那其他一切都不再是不可能的了。
既然集成电路里面一个比特的错误就足以破坏编程语言所拥有的数学上完美无缺的类型系统，那么，按照泰勒的推理，难道人脑之中的一个单比特错误就不能让人把护士和天使混淆起来么？只要某个神经连接中断，然后再随机重建，连到某个风马牛不相及的地方，那么所有将不同种类的记忆区别开的壁垒都将土崩瓦解。利迪娅所见的异象，除开她的信仰，其实都是一次神经元失调的结果。引发这种失调的可能是疲劳、紧张、某个乱飞的基本粒子，或者是很久以前的那一天在波士顿诊所里发生的任何事情。这和泰勒自己创造出那段让奶奶伤心的记忆是同一个道理。
从理性到信仰，一比特的错误足矣。这就是泰勒的结论。
出人意料的是，这种理论不仅没有使利迪娅的信仰在他眼里变得可笑或是缺乏深度，反而让他得以理智地看待利迪娅的人生。如果将利迪娅的“信仰”视为某种程序“错误”，那就能跨越两者世界观之间的鸿沟。
进一步来说，只要能了解差错的生成原理，就可能人为地加以诱发。只要有足够的技术手段，有意在硬件中引入错误，便能让最优秀的安全软件失效。难道人就不能同样以理性在头脑中诱发信仰么？
泰勒决定在自己的大脑里植入一个单比特错误。如果他与利迪娅重逢的唯一机会是进天国的话，那么照此推论，他别无选择，只能设法使自己相信上帝。
一条可能的途径是让身体处于疲劳的状态，如饥饿、缺水，种种恶劣的自然环境。人体抵抗力下降时，错误比较容易出现。这是沙漠里的神秘主义者所用的方法。泰勒决定先试试这个。
他租了辆车，先往南开，然后折向东面，直到进入亚利桑那州与墨西哥交界处的索诺兰沙漠。他不断深入，到了公路的尽头便转为步行，一直走到自己也找不到归路的地方，又继续走了一段。最后他发现四周全是巨大的仙人掌，而且自己也够渴够饿了。于是他坐下来，静候身体支持不住的那一刻。
“恕我直言，”出发之前，欧文这么对他说，“我本来以为你成不了诗人，因为你缺乏想象力，但现在我发觉你的想象力多得有些过头了。”
在那之前的几周里，泰勒没见过欧文，因为他正把自己锁在家里，试图为利迪娅的死找到解释。欧文和他说话那会儿，他们正坐在最喜欢的那家咖啡店里。外面在下雨，是罕见的秋季暴雨。
“其实程序员并不只和数字打交道，”泰勒说，“我们用得最多的是语句。真正成天摆弄数字的是那帮搞硬件的。”
“你老兄现在好像也想转行搞点硬件了。你刚才还告诉我你想把自己的脑子黑掉，好把宗教塞进去。”
“我想她。”泰勒没有争辩。
“那不算真正的信仰。”欧文这么说，而不是叫他停止发神经，好好过日子，这一点让泰勒很感激，“就算你成功了，就算你看见了一群唱和撒那的天使也一样。”
“你又不信教，怎么知道真正的信仰是什么样的？”
“不用信上帝我也知道你这样行不通。你想信上帝是因为你爱利迪娅，可你还没有任何体验，心里就已经把信上帝视为错误了。你是在强迫自己把认定的谎言作为事实来接受，这个坎儿你是过不去的。”
“你还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泰勒说，“我是要去亲身验证一下，否则光有对信仰的合理解释又有什么用？”
欧文摇了摇头，“要想找到一颗暗星，直接去看它所在的位置是看不到的。你得望着边上一点，让它被你的眼光不经意扫到。有些东西是经不起刻意检验的。”
“那就加一个间接层次。”泰勒对旁边的仙人掌说。他视野里的色块和光影一阵恍惚，稳定下来之后才发觉自己在和仙人掌对话。他乐了。我在这儿坐多久了？感觉像是已经过了好几天。天快黑了。晚上会很冷的。
“你总是想得太多。”仙人掌说，这回换了个嗓音。
“利迪娅，是你吗？”这是个好兆头。他想。首先来的通常是幻听，对吧？不过那声音听上去不像利迪娅。太遥不可及，也太纤细，像一支玻璃口琴。于是他四下张望，看能不能看到天使。
“你觉得我脑子坏掉了？所有的一切，只是个连接错误？”仙人掌问。
“不，不能说是坏掉了。”不应该用这个词。问题就在这里。他得找到合适的说法。
他想给她解释记忆变量、单比特错误和类型系统。他要告诉她，他试图得到和她一样的体验，目的就是为了能和她重逢。可是他又渴又饿，头晕目眩，所以他只是说：“我想你。”
夜色之中有些亮光在朝他移动。他静候那种光明穿身而过的感觉，那种确信事情会好起来、会得到爱与救赎的、压倒一切的感觉。他等着头脑中的壁垒崩塌的那一刻。
亮光停在他的面前，其中现出了几个人影。他们的头发被光晕环绕，轮廓由火焰勾勒。让他有点吃惊的是，光线并没有他预期的那样强烈。盯着看的话眼睛会受不了，但并不像利迪娅描述过的那样。这是哪几位天使？
“大概是因为我现在只有一只眼睛了。”他对自己说。
“没事了，”欧文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他们把他抬到警车的后座上，然后开始漫长的返程。
接下来，他试过了药物，可是效果并不能持久；冥想让他除了疲倦之外别无所得；他在书上看到过电击疗法，但没有哪个心理医生答应帮他。“你不需要治疗。”他们告诉他，“回家读《圣经》去。我可不想丢掉执照。”
他甚至还去了教堂。不过，他们的信仰在他眼里是虚空的。坐在教堂的长凳上，鹦鹉学舌般地唱赞美诗，听那些空洞无物的布道——他从这里面找不到任何感觉。
我想要相信，可是做不到。他也试着寻找过有类似经历的人，但他们的脸上没有利迪娅那样的光辉。你们自以为有真正的信仰，但那不是货真价实的，比不上利迪娅。
欧文从来没有说：“早就告诉你会这样。”
后来，欧文设法让他回到了咖啡馆里的夜间诗会上。他觉得那些诗糟透了。为什么没人为那种光芒的缺失写诗？为什么没人感叹记忆的持久，还有既脆弱又难以攻破的类型系统？为什么没有人描写无法拥有信仰的痛苦？
于是，泰勒又在银行里找了一份数据库编程的工作，而且重新开始写诗了。他甚至还发表了几首作品。朋友们带他出去庆祝，他既兴奋又愉快，后来有个看上去与利迪娅完全不同的姑娘不介意他脸上的伤痕，把他带回了家。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
“史蒂芬妮。”她答道，然后把灯关了。从此以后，在他的记忆中，她就是“一点也不像利迪娅的史蒂芬妮”。
他的人生终于可以继续下去了。
“叫利迪娅进来吃饭好不好？”杰丝从厨房里冲泰勒喊。
泰勒还在起居室里清理早先生日聚会剩下来的最后一点纸盘子、纸餐巾和爆掉的气球。他下了楼，走进车库。门开着，他可以看见利迪娅躺在门前的草地上，望着冬夜的天空。
“小家伙，吃饭了！”他一边走过去一边说。
“我再多待一会儿好不好？”
他坐到她旁边的草地上，“外面凉下来了。你在等着看什么吗？”
“我在看天狼星，它离我们有八点六光年，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光是八年零七个月之前射出来的。我今天八岁了，妈妈说我早出来了九个星期，是夜里生的，所以我想等着看有我的那会儿从天狼星出发的光。”
“有你的那会儿？”
“你给我看的书上说的，记得吗？”
他差点要提醒她说，她出生在夜里不代表她一定是在夜里怀上的，还好他及时打住了——现在还不是谈某些细节的时候。
“这倒是值得等的。”他说。
于是，他们就一起等着，稍微有点发抖。现在还是初冬，但已经有种种迹象表明今年会有个寒冬。泰勒有时会想念加州温暖的冬天。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我床底下有那么多灰尘了。”利迪娅说。
“为什么？”
“书上说流星最后会变成灰尘。我的房间在阁楼上，离流星比较近，所以灰尘就比你和妈妈的房间多了。”
他看着她，爱意不可遏制。她很像他，理性，头脑清楚，不畏惧现实。她的童话里面有星尘，但是和魔法无关。她也不信上帝，这让他很开心。和他一样，单比特错误也不会出现在她身上。
“要是你们让我再催一次，今天晚上就谁都别想吃晚饭了！”
杰丝站在车库门口，背后门厅里的灯光给她的轮廓罩上了一圈光晕。
“瞧啊，妈妈像天使。”利迪娅起身跑向灯光。
泰勒在原地多停了一会儿。他在看天狼星，还有其他那些在夜空中燃烧、爆发的恒星，那些星光的发源地离这里的距离远近有别，时间各异。他意识到自己无时无刻不处在质子和氢原子核子的轰击之下。它们同时到达，但可能各自诞生于怀上利迪娅的那一刻，利迪娅——另外那个利迪娅——死去的那一刻，他自己出生的那一刻，圣奥古斯丁窃梨的那一刻，耶稣殉难的那一刻……他感觉有些晕眩。
安伯列选择了在这个时刻来拜访他。
原来是这样的感觉。
泰勒被对上帝的爱所充盈，以至于发起抖来。上帝的安排美得令他啜泣。他知道了为什么他会遇到利迪娅，为什么她要死去，为什么他在此之前无法亲近上帝。他衷心希望能永远追随那光辉，他渴望能进入天国。这就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因为通过拥有与利迪娅相同的体验，他终于可以和她在一起了。回想他和利迪娅相爱的情景甚至好过堕入爱河本身。他的类型系统正在瓦解。
但是有一个细节不对头。
他记得安伯列出现之前他正在看天狼星。在那一刹那，天狼星似乎变亮了一点点，几乎觉察不到。那只是一下微弱的闪烁，可能出自任何原因：大气层的一次扰动，飘过的一丝云彩，或是眼睛玩儿的一个小把戏。
同样地，也可能在八年零七个月以前，就在怀上利迪娅的那一刻，天狼星上出现了一次耀斑。也许由此产生的一个质子在这些年里飞越了虚空，罔顾路途之中的任何事物。难道它不会穿过地球的电离层、同温层、云层和飞鸟的翅膀？难道它不会最终在那个冬夜飞进泰勒的眼睛，钻进他的灵魂深处，同时决定在路过下丘脑的时候，把几个电子撞离原位？
这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偏差，不过一比特而已。但这就够了。足够让他分辨真实与虚幻。
一旦他意识到这一点，安伯列便消失了。类型系统完好无损。
这时，泰勒知道一切都无法挽回了。他注定要在余生中回忆那种狂喜，那种对上帝的热爱，那种相信生命的美好。他曾经信仰过，尽管只是短短一瞬；他曾经与利迪娅重逢，然后又回归无上帝之所在。
他将永远铭记那个瞬间，也将永远不会忘记，正是那个单比特错误给了他这段记忆，然后又夺走了它的真实性。
他将生活下去，有时候还能感到幸福，就这样一直到死。
（陶若华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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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特是二进制数字中的位，单比特在这里指一位，数据存储的最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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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程术语，指通过命名、指向、引用、封装等手段避免对数据的直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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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圣餐通常用萄萄酒与饼来代表耶稣的圣血与圣体，具体做法视各派别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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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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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外号来自《飘》的女主人公郝思嘉，因为郝思嘉的英文名Scarlet也有猩红色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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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说堕胎。堕胎在西方一向是争议话题，很多保守的宗教团体反对堕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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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博弈论。在一项游戏中，双方有输有赢。一方所输正是另一方所赢，而游戏总成绩永远为零。在现实生活中，要注意避免零和游戏的局面，双赢或多赢才是最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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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中抑扬格是“iamb”，羔羊是“lamb”，二者拼写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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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伯是《圣经》中的人物，曾因所受的苦难而质疑上帝，后来又重新确立了对上帝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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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美上帝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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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目视观察不容易看到的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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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奥古斯丁是古罗马的神学家，窃梨是他在《忏悔录》中提到的青年时代犯下的罪。???
结绳记事
像这样的旅行真的能让人意识到，一个人所了解的事情是多么有限。
我离开之前以为自己知道很多事情了，
因为这间屋子里的绳书我读过的比村里任何人都多。
但现在我不这么认为了。
古者无文字，其为约誓之事，事大大其绳，事小小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
——《九家易》，东汉荀爽编
天村：
天意向来弄人。我生平所见，超过史上任何一个族人；可我亦是族里最为短视的，几近全盲。
五年前，两位缅甸行商翻越高山，在云层中艰苦跋涉，挥洒着汗水来到天村进行一年一度的贸易。他们还带来了一位外乡人。
这位远客的外貌特征超出了我的所见所闻，而我的绳库中也没有相关的记载。他身材高大，比村里最高的人——我的侄子闿还高出两尺。他金发碧眼，苍白的脸色中透出一坨红，仿佛有人在阿罗汉的雕像上涂脂抹粉；锋锐的鼻尖探出脸庞，就像鸟的尖喙。
名叫筏的那位商人告诉我们，这个外乡人的名字叫托穆，“他来自遥远的地方。”
“像仰光那么远？”我问道。
“还要远得多。他来自亚美利加，我尊敬的首领索博。那里远在天边，超乎想象。即使一只雄鹰不停歇地飞上二十天，也飞不到那样遥远的地方。”
这话十之八九是夸张之语，筏向来喜欢说大话。但是，托穆的语言生硬而断续，带着一种我从没听过的节律，因此我断定，他的确不是来自我所知道的地方。
“他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谁知道呢？他的言行都很让人费解。西方人向来行事怪异，我虽自诩见多识广，却从未见过比他更加奇怪的西方人。两天前他走进幔山城，身上只有一个背包，里面却似乎装了他所有的东西。他请求我和昂带他去西方人从未踏足的地方，还给了我们一大笔钱——所以我们带他来了天村。也许他正躲着哪个鸦片地主的债呢。”
只要有钱，筏什么事情都肯做，就算惹恼了坐拥鸦片田的哪位将军也在所不惜。有时我们也会卖稻米换钱，以备收成不好之需。但是，我们的人民可不像筏那样见钱眼开。
如果托穆的确正在逃避哪个鸦片地主的追债，那我们可不想和他有所牵连。我必须把他仔细看好了，确保他和两个商人一同离开。
可是，托穆的举止并不像是逃亡者。他声音洪亮，语气鲁直，不管看到什么都面带笑容。他喜欢一个接一个地请村民站定不动，然后把一个小金属盒子举到眼前，对着他们发出咔嚓的声响。他在村里走来走去，仔细察看我们的小茅屋、狭窄的梯田、野花野草，甚至包括坐在灌木丛里玩耍的小孩。筏给他当翻译，而他问的尽是些最笨的问题：你们管这个动物叫什么？管那朵花叫什么？你们吃什么东西？你们种什么粮食蔬菜？托穆就像个小孩子一样，连最基本的常识都不懂。他就像这辈子第一次见到活人似的。
他找到刺可，我们的药师，手里攥着一大沓钱。
“他想询问关于病症的事，还有治疗的方法。”筏说。
行商有时也会向刺可讨教一些治病小窍门，所以，这和托穆的其他问题比起来并不算是多奇怪的请求。刺可耸耸肩，没有去拿钱，只是耐心地带着托穆四处走动，找出各式各样的草药和昆虫，解释它们的用途。托穆举起他的金属盒子，冲着每样东西咔嚓一下，然后在笔记本里写下些什么，最后把每种草药和昆虫都收集一些，存放在他从背包中拿出来的干净小袋子里面。
我们萳族人祖祖辈辈居住在这座山里，不知有几千年了。村里流传下来的最古老的书——每隔几代人就用新鲜的麻绳重新打结记录——讲述了我们族人的起源。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住在遥远的北方一个小小的中华王国之中。一场战争降临了，骑在马上的入侵者践踏了稻田，烧掉了我们的房屋。勇敢的长老桑蒲带领着幸存者踏上了绝望的逃亡之旅，直到再也听不见马蹄的节拍为止。我们继续行走，直到月亮经历了一个盈亏的轮回，然后爬上这座高山，在云端之上安家居住。我们不再打扰世界，而世界大多数时候也不来管我们。
我说“大多数时候”，是因为每年总有几个行商爬上高山，给我们带来药品、铁器、丝绸和棉布，还有来自很远地方的香料。作为交换，他们想要一样东西：我们的稻米。这些又大又光滑的米粒，和山脚下的缅甸村庄里栽种的那些品种都不一样，行商们在市场上把这些米称作“天米”。
他们告诉买主，天米是用云朵的纯净精华灌溉的，它生长在高空之中。我听到这个说法时，试图向行商们解释，这些稻米都来自山坡上的梯田，而我们灌溉的方式也是传统的挖水渠，和山脚下的村庄没有任何区别。可行商们只是笑笑说，买主更喜欢我们的故事。有了这种说法，他们愿意出更多的钱。你永远不能指望一个行商讲真话。
稻米已经连续好几年收成不好了。雨水不像以往那么丰沛，而山顶流下来的泉水到了夏天也只剩涓滴细流。眼睛锐利的年轻人说，他们觉得西方远处的雪峰正在逐渐失去白发，像老人逐渐秃顶一样。人们吃野菜的时候越来越多了，孩子们也在帮忙捕捉鸟儿和树鼩。但是，就连这些食物来源似乎也在逐渐衰减。
我查阅了过去一百年里的雨水和收成记录，像这样的干旱从未有过记载。会不会是山脚下的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从而导致了这一切？
我问行商们有何看法。他们只是耸耸肩，“我们听说四处的天气都变得奇怪了，北方的中国在闹干旱，而南边的伊江居然刮起了龙卷风。谁知道怎么了？变了就是变了，没道理。”
明天，托穆和行商就要走一段漫长的山路下山，于是，我邀请他们今晚住在我的房里。筏和昂总是有很多山下世界的好故事可讲，而托穆看起来也是个知道很多趣事的人。
我给他们煮了我最后的稻米，配上甜竹笋和腌生姜。托穆舔了舔嘴唇，称赞我的厨艺。我笑了，有点难为情。饭后，我们围着火堆坐下，喝着米酒聊天。
我问托穆，他是做什么的。他沉默了一会儿，挠挠头，笑了，然后对筏说了一长串话。筏似乎很困惑，耸耸肩对我说：“他说他研究疾病，发明蛋白质——我猜那是一种药吧——用来治疗疾病。不过我没怎么弄明白，他说他不看病人，也不配药。他只提供想法。”
这么说他也算是个医者了。这当然是个高贵的职业，而我对任何想医治别人的人都充满敬意，不管他有多么奇怪。
我问托穆愿不愿听我讲讲萳族人的一些老医书。就连刺可这样技艺高超的人也记不住全部的知识，他如果遇到没有见过的疾病，也经常得参考老医书。先祖传给我们许多智慧，是付出了很多勇者的生命才换来的——他们的探索跨过了医药和毒物的界限。
筏把我的话翻译过去之后，托穆点点头。我站起身，取来了一堆打结的绳团。我展开绳子，手指沿绳滑下，读出症状和相应的疗法。
可是托穆却并没在听筏的翻译，而是盯着我们的绳结书，眼睛瞪得比茶杯口还要大。他打断了筏，吐出一连串咬字不清的话。我看得出来，他十分激动。
“他以前从来没见过结绳，”筏说，“他想弄明白你是怎么做到的。”
行商们看着萳族人结绳已经很多年了，见惯不怪。我也见过他们用纸上的记号来记录采购和存货——藏文，汉文，缅甸文，那迦文——不同的行商用不同的文字。虽然这些字看起来很不相同，但我觉得这些墨水印迹都是死气沉沉、扁平丑陋的。萳族人不写字。我们打结。
通过结，我们能让祖先们的智慧和声音保持新鲜。拿一条长麻绳，柔软而有弹性；把它伸展开，旋转一下，让它有合适的张力和扭力。绳子上可以打出三十一种不同的结，分别对应着唇与舌的不同形状，发出不同的音节。一旦像念珠一样穿到一起，这些结就组成了字词、语句和故事。言语获得了实体的形态。手拂过一串绳结，你就能在指间感觉到打结者的思想，进而通过绳结听到他们的声音。
打好结的绳并不会保持笔直。结在绳上施加了张力，让绳自己卷曲起来，扭转，弯折，最后向某个形状靠拢。一本绳结书并不是一条直线，而更像一座复杂的雕像。不同的结会让卷曲的麻绳显出不同的形状，只需瞟一眼，就能看到言辞的流向和轮廓，节律与韵脚在这里化为实实在在的跌宕起伏。
我出生时眼神就不好，只能看清楚几尺内的东西，而且用眼太久就会头疼。但是，我的手指一直很灵活。父亲说我还是小孩的时候，就对不同的绳子和绳结的特性有很快的感悟。我有一种天赋，能够在脑海中看见绳结如何改变绳子上的张力，一点点微小的力量如何推拉绳子，让它定型在最后的状态。每个萳族人都会打结，但只有我的眼睛能在第一个结打下之前，就看到绳索最后的形状。
我一开始只是抄写者——拿来那些最古老的、快要开线散架的结绳书，触摸并记忆绳结的顺序，然后用新鲜的麻绳重新创造它们，让每一个绳结、每一处扭曲都忠实地重现，直到麻绳自己蜷曲成固定的形状，成为原书的一份精确复制品，让村庄里的孩子、还有孩子的孩子也能够触摸与学习往昔的声音。
后来，父亲去世了，我成了首领和记录者，我开始打自己的结。我结下日常实用的事情：行商每年开出的价格，以保证我们不会被骗；药师发现的旧草药的新用途；天气的变化规律和播种的时间。我也结下其他一些东西，仅仅是因为我喜欢麻绳打结完毕后的某种形状。我结下年轻男子给他们喜欢的女孩所唱的歌，结下黑暗的冬天过后新鲜春日阳光照在脸上的感觉，结下萳族人在春节时围绕篝火舞动的身姿所投下的闪烁阴影。
128大路科技廊，大波士顿地区：
我花了整整一年时间，雇用昂贵律师、乞求、贿赂——啊，抱歉，是特殊处理费用——甚至勾搭上了在政府工作的老熟人，那人我自从大学毕业就再没跟他联系过，终于给索博搞来了一份正当的旅行档案。
他没有出生证明，没有姓？他是在那地方给军阀种鸦片吗？关于这人你到底了不了解？我得告诉你，汤姆，你的这个土著巫医可是费了我不少工夫啊。这人最好真的值得我们大费周章。
这么几片纸居然能造成这么多让人头疼的麻烦，真是惊人啊。我现在很希望自己还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随随便便就能从丛林里领一个“土著”回家来，而不用和一千个相看两相厌的政府官僚打交道。
“那将是一段很长的旅途，”当我第二次造访天村、试图说服他跟我去城市的时候，索博这么说，“对我而言太长了。”
萳族人对金钱毫无兴趣。我知道许诺给他物质回报是毫无用处的。
“如果你和我走，你可以帮助治疗很多人。”
“我不是医者。”
“这我知道。但是你做的那个结绳的东西……你可以帮助很多人。我没法解释。你得相信我。”
他有些被打动了，但还是不完全相信。接着，我打出了我的王牌——一件我知道困扰了他很久的事情，他唯一想要的东西。
“你们的水稻正在干旱中死去，”我说，“我能帮你找到新的稻种，不需要那么多水也能茂盛生长。但你必须随我一起去，然后我才能给你新种子。”
索博没有像我预料的那样害怕飞机。他本来就身材矮小，而当他蜷缩在座位里、缓慢而小心翼翼地动作时，看起来愈发像一个孩子。但他很冷静。我觉得，去仰光的长途车给他的惊吓要大得多。坐在一个自己会动的金属盒子里面，从一处跑到另一处之后，我想，一个会飞的盒子相比之下也奇怪不了多少。
我把他安顿进GACT实验室园区附近的旅馆套间，他倒头就睡着了。他没躺到床上，而是蜷曲在厨房的瓷砖地板上面，为的是离火炉更近。我猜，这是一种本能，以前我在一本旧时的人类学书籍里读到过。
“你可不可以在绳子上打结，让绳子最后变成这个形状？”我指向一个黏土刻出来的小雕像，它看起来有点像一条龙的头。给我们充当翻译的那个缅甸来的大学生摇了摇头——这整件事情在他看来一定是疯了；靠，连我都觉得是疯了——但他还是翻译了我的问题。
索博捡起这个小雕像，在手中转来转去，“它什么也没说。打出来的结会毫无意义。”
“没关系的。我只希望你能打些结，使绳子自然弯曲成这个形状。”
他点点头，开始在绳子上扭转和打结。随着绳子逐渐蜷成一团，他比较了一下成果和原来的模型，把绳子拉直，又让它缩回去。他摇了摇头，解开几个结，又打上新的。
实验室里，五台不同的摄像机正在记录他的进展；而单面镜的另一边，十来位科学家正伸着头观察这个矮小的人，还有他那灵活手指的放大影像。
“你怎么做到的？”我问。
“我的父亲教会了我，而他的父亲又教会了他。结绳记事法是祖宗一代代传给我们的。我已经拆开和重结过一千本书了。我的骨头能感觉到麻绳愿意怎样打结。”
蛋白质就是一串长链氨基酸连在一起，而氨基酸的序列则是由细胞中的基因决定的。因为它们的各种亲水和疏水侧链还有所带的电荷，不同的氨基酸之间会相互吸引或排斥，通过氢键等方式形成局部的二级结构，比如α螺旋和β折叠。蛋白质的长链是一大团不稳定的、蠕动摇晃的分子，被数以亿计的微小矢量力所撼动着，直到它“折叠”起来，自己蜷成一团，从而使整段链的总能量降到最低，稳定成一个三级结构。如果蛋白质只有这一条单链，那这最后一级的稳定天然状态就赋予蛋白质以特征的形状——一个小小的三维团块，一座现代主义雕塑。
而蛋白质的形状决定了它的功能。蛋白质的“恰当折叠”取决于很多因素：温度，溶剂，帮忙折叠的分子伴侣。如果蛋白质不能折叠成它们的特征形态，就会引发疯牛病、老年痴呆症或者囊性纤维性变。但有了形状正确的蛋白质，就能开发出药物来阻止癌细胞的不可控分裂，阻塞HIV病毒复制所需的细胞通路，进而治愈各种各样的疑难杂症。
但是，要想预测一串氨基酸将会折叠成怎样的天然形态（或者反过来，设计一串氨基酸序列让它折叠成我们想要的蛋白质形状）要比粒子物理还难。如果用蛮力穷举法模拟全部作用在原子上的引斥力，然后搜遍整个自由能面图，那么就连折叠一小段氨基酸也足以使最强大的电脑败下阵来。而蛋白质通常是由好几百个氨基酸组成的，有时是好几千个。
但如果我们能找到一种准确而快速的算法，能够预测一段氨基酸序列的天然形状并把它折叠起来，那么医学将会迎来自抗生素发明以来的最伟大的进步。这将拯救不计其数的生命——而且带来极其可观的利益。
时不时地，当索博因为工作而看起来疲劳的时候，我会带他到波士顿转一圈。我自己也挺向往这些旅行的。我的全球考察让我成了半瓶醋的业余人类学家，而我喜欢观察那些来自我们世界之外的人，看他们见到我们自己觉得理所应当的东西时会有何反应。通过索博的眼睛来看世界确实是非常迷人的经历，尤其是发现哪些东西会让他震惊，而哪些不会。
他很容易就接受了摩天大楼，把它们当做地形特征来看；但他被电梯吓坏了。汽车、高速公路、各种肤色的人摩肩接踵让小个子的他淹没在人群中，这些他都能接受；可是冰激凌却始终能给他带来惊奇。他有乳糖不耐症，但他宁可忍受腹痛，也要享受两勺冰激凌带来的乐趣。他会避开狗，就算有狗链子也一样；但他喜欢在广场上喂鸭子和鸽子。
下一步，我们开始使用计算机模拟操作。索博怎么也用不惯鼠标，而屏幕又让他的眼睛疲劳，所以我们不得不临时搭建一套3D系统，配上手套、目镜还有适当的触觉反馈。
现在，他不再是和自己熟悉的绳结打交道了。我们得看看他那预测长链最终形态的能力到底是通过死记硬背僵化的民间口诀得到的，还是他掌握了某种技巧，可以推广并映射到新的领域。
通过他目镜里的视频回馈，我们能看到他是如何操纵那些飘在空中的氨基酸模型、如何把它们放在一起并分析它们的属性的。他轻轻摇晃长链，把几股线拉开，又把几股线合在一起，把侧链塞到一块儿去。对他而言，这仅仅是在玩一个奇怪的游戏而已。
但他并没取得太大进展。氨基酸和他的绳结差异太大了，就连最简单的谜题他都解不出来。
董事会逐渐不耐烦了，开始怀疑。“你真的以为这个不识字的亚洲农民能带来什么大突破吗？要是这事失败了还被媒体曝光，那投资者肯定全躲得没影了。”
我不得不又一次拿出我的记录给他们看，让他们认识到我们从前工业时代的民族里挖掘出了怎样的医学知识。在乱成一团的古老传说、迷信和偏方之中，往往隐藏着真正有见识的内核，而这些知识是可以发现并利用、从而带来实际收益的。我们最畅销的药物一开始不就是从巴西的提奥克土著使用的一种兰花里提取出来的吗？他们应该对我的直觉有点信心才是。
可是我很担心。
接下来的一次远足，我带索博去了哈佛的赛克勒博物馆，那里有个古代亚洲艺术展。我略微知道一点萳族的历史，他们是在铜器时代从中国北方迁到现在的地方的。我想，他也许愿意看看自己的祖先所创造的古老陶器和青铜祭器。
博物馆里没什么人，我们安静地四处游荡。玻璃展箱里一口巨大的三足圆形青铜锅吸引了索博的注意力，他曳着步子逐渐靠近。我紧随其后。
这口青铜锅叫做“鼎”，上面刻有许多汉字和装饰性的花纹，还有些别的东西，一层更精细的图样，盖住了较为光滑的表面部分。我念出展箱底部展品卡片上的文字：
“中国人用丝绸和其他细布包裹青铜器，便于储藏。随着一个个世纪过去，包裹物的经纬线纹路会长存在铜绿之中，即使织物本身早已腐烂殆尽。我们对古代中国纺织的了解几乎全部来自这些痕迹。”
我请我们的翻译把这段话读给索博听。索博点点头，脸紧贴玻璃，想看得更清楚一点。博物馆的一个保安走了过来，但我挥挥手，告诉他：“不碍事的。他眼睛不好。”
“谢谢。”索博后来对我说，“他们的丝线没有用来写字，所以那些纹路没有什么含义。但是我仔细地追寻它们的脉络，我能听到它们的声音，虽然很微弱。能得到一个聆听这样远古智慧的机会，哪怕我不能理解，依然是一份厚礼。”
接下来的一次练习里，索博成功地折叠了一个相当复杂的链。就像是他得着了什么额外的灵感一样，突然之间一切全都顺当起来了。我们用了几条更复杂的链来重复实验，而他解决这些所花的时间甚至更短了。
我觉得他现在比我还要高兴。
“什么东西变了？”
“我不知道怎么解释，”他说，“在我们的结绳法里，彼此距离很远的绳结互相之间并不影响，但在你的游戏里却并非如此。那些中国青铜器上留下的声音帮助了我。纺织图案是由一条丝线反复在自己身上打结而构成的，但一旦纺成了一个网络，单个绳结的张力可以传递到四面八方，甚至其他很远的结也能感受得到。这让我明白了我该怎么考虑这个游戏，该怎样改变我对结绳的了解才能让图样和新规则相配。那些远古的声音确实有很多东西可以教我，但我得先知道怎么去听。”
我不在乎这堆神秘主义的胡话是什么意思，只要最后管用就行。
我们在电脑上重放了他的这次练习，抽象出他的动作，推断出他的决策，系统化他的尝试，把这一切汇编成一个算法。这一步绝非无关紧要，需要大量的创造力和艰苦工作才能把索博的直觉精炼成明确的指示。但是有了索博的动作来当导航灯，穿越无尽可能性的黑暗之海变得可行了。
我好容易才忍住冲动，没对董事会说：“早告诉过你们了。”
索博提醒我，我还没有兑现我的承诺。我们已经一起工作了几个月，而我全神贯注于进展，以致完全忘记了那个承诺。我感到很尴尬。
我给克里斯打了个电话。读研究生的时候，他和我在同一个实验室，现在他在埃纳迪农业公司工作，这家公司以品种丰富的转基因大米而闻名。
我向他解释了我想要的品种：耐旱，耐高海拔，适应酸性土壤，高产，最好对常见的东南亚害虫有抗性。
“我有几个品种可能适合，”克里斯说，“但这些品种很贵，而我们一般不喜欢把种子卖到缅甸这种地方。不光是政治风险，亚洲大多数地方对知识产权一点也不尊重。我可不想看到整个国家在种我们的稻米品种而不交钱。你知道的，警察和法庭根本不顶事，而雇打手来确保专利权在农民中推行的话，要是上了晚间新闻那可就不好看了。”
我恳请克里斯帮我一个忙，并保证帮助处理知识产权的问题。
“我们可能不得不采取一些技术手段来解决未授权种子的问题。”他说。
萳族人需要这些米，我想。世界正因他们而改变，而他们需要帮助。
我陪索博回到他的故乡，帮他把几袋稻种扛上山。这肯定是个有趣的景象：矮小的亚洲探险家领头走在回家的路上，而我扛着重担，脚步迟缓地跟在后面，像个奇异的夏尔巴人。
天村：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把去亚美利加的旅途和见到的惊异景象记录成结绳。它们现在占满了整整一书架，孩子们每天晚上都来听我讲一个又一个故事。
像这样的旅行真的能让人意识到，一个人所了解的事情是多么有限。我离开家乡之前以为自己知道很多事情了，因为我读过的这间屋子里的绳书比村里任何人都多。但现在我不这么认为了。
作为我跟托穆去美国的报酬，他给了我们一些稻种。这些种子长起来就像着魔了一样。第一年的收成非常好，没人记得以前有这么好过。新米吃起来味道比不上旧的，但总量毕竟多得多。我们举行了一个大庆典来庆祝收成，每个人都喝醉了，就连孩子们也一样。能从外面的世界带回新的种子、新的希望，喂饱村里的每个人，这感觉真好。
第二年播种季到来之前，托穆又跟着筏和昂两人过来了，他还是像以前一样背着沉重的背包。虽然我们相识并不算很久，但我已经把他看成像是自幼相识的老朋友一样了，因为自从初次和他相遇以来，我学到了太多的东西。
但他看起来很不自在，很焦虑。“我这次来，”他说，“是来卖给你更多种子的。”
“哦，我们不需要更多的种子。”我已经逐渐接受了一件事：托穆对于某些东西知道得很多，但他非常缺乏常识。“我们从去年的收成里存下了足够多的种子。”
托穆没有正视我的眼睛，“你们存下的种子不管用，它们是绝育的。”
筏不知道怎么翻译这个词，托穆不得不再试一次：“这些种子不会生长。它们是死的，你必须买新的种子。”
我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事情。种子怎么可能会长成稻穗却生不出更多的种子呢？
托穆解释说，每个活着的生命里都有许多扭曲的小段绳线，种子里有，我们人也有，这些小线叫做“基因”，它们决定了东西怎么长、长成什么样。基因是由许多小团块穿在一起形成的，这些团块组成了一种可以阅读的语言。
“像萳族人的结一样。”我说。他点点头。
每当有人发明新的基因——也就是一串新词，并把它们放进一粒种子里时，这粒种子就会拥有那个人想要的属性。这些词语让种子变得珍贵。但词语是发明人所有的，其他人如果想栽种这样的种子，需要付给发明人钱。为了保证人们会付钱，托穆解释道，发明人有时必须放进更多的词语，让种子没法生长出新种子。这样人们每年都要付钱。
“如果你试图在没有发明人许可的时候就栽种带有他的基因的种子，那你就相当于从他那里偷窃。”托穆说，“就像是你走进发明人的家里，从他那里拿走了一碗米一样。之所以加进绝育基因，是为了让人们保持诚实。”
这根本毫无道理。如果我拿走了别人的一碗米，这是偷窃，因为那个人就不再有米了。但如果别人教会了我一个新的带有力量的词，我并没有从他那里拿走任何东西，他还拥有那个词。
我尝试着更好地理解这段话：“我们必须付钱才能使用这些词，而你说的这些词在稻种里面打成了结。”他点点头。
托穆之前告诉过我，看我在游戏里面打结对他帮助很大。“那么如果你从我们的书里、从我们结绳的智慧里学会了新词，你也得每年付给我们钱吗？”
托穆笑了，挠了挠头。我觉得他看起来很紧张。“不，我觉得不用。我从你们这里学来的东西……很古老，不受保护，没有版权或者专利。”筏不会翻译的词更多了，我也不想请他费心让托穆解释了。如果我从托穆那里学来更多的词，没准儿我也得为这些词付钱。但我理解得已经足够多了，足以明白，托穆觉得萳族能教给他的东西没有价值。
我一直是个傻瓜。我以为我在设法帮助全村的人，可是托穆那一边的交易后面牵着绳索。我所做的一切不过是让我们陷入了某个遥远领主的债务之中，被迫每年向这个领主缴纳岁贡。我把天村村民降到了和那些受制于鸦片地主的农民一样的地位。
但我什么也做不了。所以我们卖给商行更多的稻米，再用换来的钱买下托穆的种子。
“种子的价格明年会涨一点，后年也是。”他说，“我拼命乞求我的朋友，才给你弄到了头几年的折扣。你可能得考虑一下如何发展村里的经济，这样才能买得起种子，还可以买些其他更好的东西，比如医药和冰激凌。”
筏说，托穆有些话讲得很有道理。世界在改变，萳族人也应该随之改变。有些年轻人可以下山去工作。筏还知道城市里有很多机会给年轻漂亮的女孩，尤其是如果她们愿意出远门到泰国的话。
我把我和托穆的对话结成了一本书。也许它可以作为对未来的警告，这样其他人就不会像我一样短视而愚蠢了。
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试过把旧稻种和新稻种一起播种，但是旧种子枯萎了，因为它需要很多的水分，而我们不得不把仅有的大部分水留给新米。最后大家放弃了。我时常想起旧种子里面卷曲起来的那些小基因，那些先祖传给我们的话语，现在却被人遗忘，在储藏袋里积累尘埃。如果哪一天雨水回来了，这些种子还能继续生长吗？
从第二年起，托穆就再也没来过。现在每年临到播种季的时候，是另一个人来卖给我们种子。
128大路科技廊，大波士顿地区：
基于索博技术的算法表现出色，比任何已发表文献里的算法都强得多，律师们已经搞定了专利申请，所以我把研究的论文送出去接受同行评议了。
如果最后不出问题的话，这可能将是我梦寐以求的大突破。我的算法可以把新药研发的速度加快几个数量级，拯救许多人的生命。
我还没时间关注这个算法对我们的收益有何影响，但财务总监给董事会的汇报收到了很好的反响。单从发现和授权角度，推算的十年收益预期曲线看起来就已经是呈指数增长了。
也许又该踏上下一次发现之旅了。我在考虑不丹。
作者的话：
运用人类的模式识别和空间推理能力来帮助寻找蛋白质折叠的有效算法，这个想法在Seth Cooper等人的文章里有描述。
萳族人结绳系统的一些特征源自于朝鲜的谚文、印加的奇普（Quipus）绳以及中国的结绳技巧。
译后记：
尤记得十年前王晋康老师的《替天行道》正是围绕着转基因作物与“终结者基因”而展开的（称“自杀基因”似有不妥，因为后者已经用来特指能促使细胞凋亡的基因，是攻克癌症的可能武器之一）。这项技术诞生于1998年，在诞生之初即因为股东的反对，孟山都公司于1999年宣布绝不将该技术商业化；迄今尚无一个国家批准使用这种技术，也无证据表明曾有终结者基因流入田地。自然界基因侧向转移概率本已不高，就算终结者基因转移到其他野生个体之中，由于带有此基因的个体根本不能留下后代，因此不可能经此渠道“传染”开来，至多危害周围很小范围而已。实际上，终结者基因的存在反而有助于阻止其他的转基因成分逃逸到自然界之中。另外，不能留种绝非什么新鲜事，目前占水稻总种植面积一半以上的杂交稻就是不能留种的，未曾听说农民对此有过怨言；非杂交品种虽然理论上可留种，但小规模种植通常无法保证所留稻种的基因未受污染，一旦播下受污染的种子，错过农时的后果更为严重，因此购买种子也已成为主流了。
然而，对所谓“田园时代”的幻想却不是简单的科学知识所能驱散的。人类擅长总结规律，也喜欢遵循先前的规律行事，所以一句“从来如此”，要比任何知识都令人安心。可是，规律又最害怕环境改变，旧环境里的规条遇见了新环境，用“从来如此”解释便对吗？向往旧的环境和熟悉的规律，这是人之常情；但是环境如何变化，却不是由我们个人说了算的。所以我个人认为，正视现在的情形，预测，哪怕幻想未来的发展，也比沉浸在过去要好得多。
最后吐个槽：这个托穆（汤姆）教授真是相当混蛋啊。目前还没有商业化的转基因稻种，国内杂交稻种一公斤也就五十块钱上下，就算你那啥超级种子十倍价格吧，这个村庄一年最多播种三十公斤（因为他自己扛上山去过一次，负重三十公斤的山路已经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了，何况还是入云的高山），也不过折合两千美元，只相当于从美国到缅甸往返的机票钱。而托穆这样年薪起码十万美元的人竟然舍不得替他们掏钱……
（Ent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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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洛瓦底江，缅甸的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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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面看是普通的镜子，从另一面看是透明的。这种镜子广泛用于监狱、审讯室、精神病院和科研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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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严重的遗传病，会造成肺部一再感染和肠道难以吸收营养素，由基因缺陷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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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抵抗能力。???
艺术大师
她闭上双眼。
她又回到了小时候，又坐回到黑暗的电影院中。
她正在另一个世界中旅行。
这就是电影的奇妙之处。
观赏一部完美的电影，就等于拥有了一次全新的生命。
“你很出色。”艺术总监莱恩·帕拉丹一边说，一边翻看着索菲娅的简历。
索菲娅眯起眼睛，窗外加州的金色暖阳正透过会议室的落地窗洒在她身上。她真想掐自己一下，看是不是在做梦。是的，没错，她在这里，千真万确。她在圣殿般的信号灯电影公司总部里，正与传奇人物帕拉丹面对面。
她舔了舔干燥的嘴唇，“我一直想要制作电影。”她硬生生把“为信号灯”几个字吞了回去，努力克制着情绪，以免显得太过迫切。
帕拉丹三十出头，穿着一条宽松的短裤，上身则是一件朴素的灰色T恤衫，上面印着的铁路工人正抡起巨大的榔头砸向铁轨上的钢钉。帕拉丹是利用电脑技术制作电影的先驱，在信号灯的草创时期，公司最初的电影软件便出自他手，他还导演了公司出品的第一部电影——《中生代》。
他点了点头，继续说道：“你在西洋镜剧本大赛中脱颖而出，你的工科和文科成绩都很优秀，电影专业教授在推荐信上也对你赞不绝口。真不容易。”
索菲娅注意到，他似乎很疲惫，肤色也过于苍白。难道他一直都待在室内，很少去户外享受加州的阳光吗？她转念又想，也许帕拉丹和他的团队一直在加班加点，好让新片能够赶上暑期档的档期。
“我以勤奋工作为荣。”索菲娅答道。其实她真正想说的是，在剪辑室里熬一整夜，等着画面渲染完成，只为了能第一眼看到栩栩如生的影像出现在屏幕上。这种心情她非常理解。对于这一行的辛苦她早有准备。
帕拉丹摘下眼镜，冲索菲娅笑了笑。他拿起面前的平板电脑，在屏幕上按了几下，把它贴着桌子滑向索菲娅。上面正在播放一段视频文件。
“简历里没有提到你制作的这部同人电影。你从我们的片子里剪辑了一些镜头，然后拼接成一个片子，结果大受欢迎，不到两周点击率就高达几百万，对吧？你让我们的法律顾问相当头疼。”
索菲娅心头一沉。她一直担心这事会惹出乱子，但是那天，当她看到邮件里的面试通知时，便只顾着兴高采烈，欢欣鼓舞。她还天真地以为，信号灯的高层不会看到这段视频呢。
索菲娅还记得第一次看《中生代》时的情景，那时她只有七岁。电影院的灯光暗淡下来，她的父母不再讲话，片头的信号灯标志渐渐隐没，画面转入电影剧情，她静静地看入了神。
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她坐在黑暗的电影院中，随着大屏幕上数字演员的出生入死而心潮起伏。她坠入了爱河。尽管当时她还不知“爱”为何物，但她已经深深爱上了这个让她哭让她笑，这个打造出《中生代》的电影公司。从此以后，她再未投入过更大的热忱去爱一个人。
信号灯出品的电影总是那么与众不同——不，不单单是他们的技术实力。诚然，数字动画和电脑绘图创造出的光影世界已远远比现实世界丰富，令人叹为观止，但信号灯一贯的理念是“讲述动人故事，用‘心’制作影片”。下自六岁顽童，上至六旬老翁，都能被他们的影片吸引和打动。信号灯标识已经成了一个图腾，值得让观众也掏出真心去热爱。
信号灯制作的每一部电影，索菲娅都看了不下上百遍；每部电影推出的无数个数字版本，索菲娅也都一一买下——碟片版、压缩下载版、无损编码版、高清版、高清增强版、超高清版……
她对每一帧镜头都了如指掌，她可以背出任何一句台词，她甚至可以在头脑中重现所有的剧情——她已经不再需要电影本身了。
后来，她考上了电影专业，开始制作自己的短片。她希望有朝一日，自己的作品能和信号灯的经典影片比肩。时至今日，数字电影设备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她用很少的预算便能创造出辉煌壮丽的影像奇观。但是，不论她怎么改动剧本，不管她在剪辑室熬到多晚，她努力的成果却总显得荒谬可笑，让人难为情。这些影片连她自己都不忍卒睹，更不要说邀请他人鉴赏了。
“不要灰心丧气。”在她完全陷入绝望之际，一位教授安慰她说，“你之所以这么绝望，是因为你力求完美。但这需要时间，需要很长的时间，任何创造性的工作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你嫌弃自己的作品，反而说明你有超强的鉴赏力。对于真正的艺术大师来说，优秀的鉴赏力是最重要的工具。别松劲儿！总有一天，你会成为最优秀的。总有一天，你会拍出最棒的电影，让你自己都惊叹不已。”
于是，她回过头去重新研究信号灯的电影，她把镜头逐一分解，再重新组合到一起，试图找出隐藏在影片背后的秘密。不知不觉间，她的眼光发生了转变，她再也不是普通的影迷了，简直成了一个逆向工程师。
渐渐地，得益于“超强的鉴赏力”，她发现了影片中的小瑕疵。其实，即便是信号灯的电影，也并不似她想象中的那般完美。这儿，还有那儿，总有些小问题需要改进，有些问题甚至还不小。
信号灯的电影文件都经过数字版权加密，为了寻觅解码的手段，她四处偷师，翻遍了网络的阴暗角落。她对影片进行了再加工，让它们更加完善，更加符合自己的眼光。
然后，她再次坐在黑暗之中，坐在自己的电脑前，又一次重温她剪辑的《中生代》。在观影过程中，她落泪了。这个版本更上一层楼。这本就是一部伟大的电影，是她让它更加伟大，更趋完美之境。
她开始产生了这样的感觉，从某种程度上说，信号灯的电影原本就是完美的，但所有公开的电影版本仿佛都蒙着一层面纱。她只有走上前去，将面纱揭开，才能得见深藏其下的真正完美之处。
她为什么不能将最完美的版本公之于众呢？她深深爱着探照灯的“美”，而“美”，需要自由的展现。
“我……我……”索菲娅意识到，她可能已经被信号灯拒之门外了。她不敢相信，仅仅是将重新剪辑的电影版本上传网络，便已经构成了一种侵权行为。她不知道该如何解释，“我深爱着信号灯的电影……”她的声音越来越低。
帕拉丹抬起一只手打断她的话，笑着说：“别紧张。我觉得你很有才华。我让你过来面试，恰恰就是因为你重新编辑的影片，而不是你的申请书和简历。”
“你喜欢它？”索菲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帕拉丹点点头，“说说看，你觉得自己最成功的改动是什么？”
索菲娅没有犹豫。这个问题她已考虑过很多次，如今已是成竹在胸，“信号灯的电影非常精彩，但更像是为男孩子量身打造的。《中生代》经过我的改编，女孩子会对它更加着迷。”
帕拉丹紧紧盯着索菲娅，陷入沉思。索菲娅连大气都不敢喘。
“有道理。”终于，帕拉丹开口了，“在这儿工作的大都是男性，几年前我就说过，我们需要增加女性人手。我的眼光没错——真正的艺术大师应该竭尽全力，动用一切手段让伟大的作品问世，哪怕需要用到别人的作品。”
“都看过了？”
索菲娅点点头，将整整一沓签好名的法律文件递还给帕拉丹。在正式给她提供这个工作之前，帕拉丹说先要带她看看信号灯的创作流程，好让她了解一下自己将要从事的工作。为了保守信号灯的商业机密，她已经签署了一系列条件苛刻的保密协议。
索菲娅连一秒钟都没有犹豫，只要能一睹信号灯如何施展魔力，让她做什么都行，这是她一生的梦想。
帕拉丹领着她走过一段长长的走廊，两边的房门紧紧关闭。索菲娅环顾四周，想象着房门后的一切——在明亮宽敞的工作室里，是不是每位员工都在自由地发挥创造力，想方设法点缀自己的小天地？富有传奇色彩的会议室里，会不会堆满了五颜六色的乐高积木和日式玩具，好让艺术家和工程师们的创意之火熊熊燃烧？服务器机房里是不是摆满了性能优良的高科技硬件，好让魔幻般的场面梦想成真？创意无限、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们会不会斜躺在豆袋椅里，一皱眉头就想出一个点子，再聚少成多，润色打磨，将微不足道的细沙培育成圆润饱满、光彩夺目的绝世明珠？
两侧的房门依然紧闭。
最后，帕拉丹停在一扇门前，不用钥匙便推开了门。他带着索菲娅走进黑暗的房间。
这是一间放映室，外面是一座小小的剧场。索菲娅透过玻璃窗，俯瞰着下方的六十把座椅——其中有一半已经坐满了人。前方的大屏幕上正在播放一部电影，观众们都被深深地吸引住了。放映机发出的嗡嗡声充斥着整个放映厅。
“这是……”索菲娅把脸贴在窗子上，她的心怦怦地跳，声音几不可闻。她忘记了问完自己的问题。
“没错。”帕拉丹回答，“这是我们下一部电影《重返中生代》的先期版本，讲的是一个小男孩遇到一只恐龙，并学到了宝贵的人生一课，那就是——友情和亲情，是不会随着时间而改变的。”
索菲娅看着大屏幕上栩栩如生的画面，她真希望自己也能坐下来，加入到那群专注的观众中去。
“那么，这是内部测试版？”
“不，这是正在制作的影片。”
“我不太明白。”
帕拉丹走到放映室的另一边，搬来两把椅子，“请坐，我来解释。”
在几块显示屏上，若干条五颜六色的曲线缓缓滑过屏幕，线条的走势很像是心率监测器，或者地震检测仪。
“你应该知道，电影就像一部机器，复杂、精密，要能掌控观众的情绪。”
索菲娅点点头。
“在电影放映的两个小时里，它必须牵着观众的鼻子走，让他们的情感就像坐过山车——该笑的时候要哈哈大笑，下个瞬间转而悲伤流泪，前一秒心情激动斗志昂扬，紧接着却要担惊受怕抑郁哀恸。这些曲线是观影感受最抽象的表达，也是一部电影最要紧的东西。当观众离开电影院时，情感的跌宕起伏是唯一能留在他们头脑中的东西。”
索菲娅又点点头。这些都是最基本的电影理论。
“那么，你要怎样做，才能知道观众是不是沿着你设定好的情感曲线在走呢？”
“我想，你的做法和其他编剧差不多吧。”索菲娅有些不知所措，她回答得很犹豫，“你们会试着引起观众的共鸣。”
帕拉丹一言不发，面无表情地等着索菲娅说下去。
“或者你可以多搞几次试映，根据观众的反应对剧情做出调整。”索菲娅又说。实际上，她不相信试映能起多少作用。她也知道，有些电影公司就是因为座谈会开得太频繁，观众的反应又过多过滥，所以他们的作品才会不温不火。但她不知道自己还能说些什么。
“啊哈！”帕拉丹拍了拍手，“但你该如何从观众口中得到有用的反馈信息呢？如果是在观影后做调查，你只能得到一些极不成熟的答案，再说人们会撒谎，只会说些他们认为你想听的话。如果你想让观众在观影过程中，通过按下按钮的方式做出实时反馈，这又会让他们过于先入为主，反而影响了他们的判断。况且，实际上人们很难真正意识到自己的情绪变化。”
小剧场的天花板上悬挂着六十台摄像机，每一台都正对着下方的座椅，各有分工。
电影还在放映，摄像机将它们拍摄到的影像都传进功能强大的计算机组，每组影像都交由一系列模式识别算法来处理。
面部皮肤下，毛细血管每一次轻微的舒张与收缩，都会牵动观众的脸，让他们流露出微妙的表情变化，而这一切都会被摄像机不差毫厘地记录下来。由此，计算机便可以检测出每个人的血压、脉搏，以及兴奋的程度。
另外几种算法则会侦测每张脸上的表情变化——微笑、冷笑、哭泣、不耐烦、懊恼、厌恶、愤怒，或仅仅是乏味和无聊。嘴角、眼角，甚至眉梢——面部五官的每一丝移动都可以被精准地量化，软件会一一辨识出这些表情，它甚至能区分出被人逗乐的微笑和真情流露的微笑之间有何不同。
就这样，电脑得到了一组组实时数据，再与电影的故事剧情做出对比，便可以绘制出每位观众在观影过程中的情感曲线。
“所以，通过内部放映的方式，你们会对电影做出进一步调整？这就是你们胜过其他电影公司的秘密武器？”
帕拉丹挥了挥手，“老萨米是电影史上最杰出的大导演，它不需要什么‘调整’。”
在信号灯总部的地下有一整套计算机阵列，包含了超过七千块的信息处理器，这就是老萨米——“萨米”是一个简称，可能是代表“符号学”，也可能代表了“语义学”，具体含义是什么，没人说得清楚。老萨米也是一整套算法的代称，这才是信号灯的秘密武器。
每一天，老萨米会从数据库中随机提取一大串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创意，整合成几个想象力丰富、极具市场潜力的影片框架——比如牛仔与恐龙啦，转移到太空中的“二战”啦，火星上的潜水艇啦，发生在兔子和猎狗之间的浪漫喜剧啦……
在资质平平的编剧手中，这些故事框架只会被白白浪费掉，但老萨米操弄起来却是驾轻就熟。根据它的票房佳绩历史，信号灯拥有各种类型电影的观众情感曲线。老萨米可以拿这些曲线作样板。
有了相应的故事框架，在此基础之上，老萨米会从经典电影数据库中随机提取更多的元素，设计出粗糙的故事梗概——当然，它还会对照来自网络的统计数据，让电影剧情更符合当代人的口味。再进一步，就是选取数据库中已有的人物形象和台词对白，一部原生态的电影就这样诞生，可以放映到大银幕上供内部员工观看并测试了。
不过，这时的电影只是一个草稿版，内容极其荒唐可笑。观众的反馈曲线必定混乱而无序，远远达不到要求。但对老萨米来说，这一切都是小菜一碟。调整反馈曲线，使其达到预定的标准，这属于“最优化问题”的范畴，而电脑总是很擅长处理此类问题。
于是，老萨米将艺术创造转化成了一项工程。
比如说，在一场戏的叙事节奏之下，十分钟内，矛盾就该变得尖锐。如果英雄人物只是救下一窝恐龙宝宝，达不到这个要求，那么，到下一次放映时，老萨米就会做出替换，改成让英雄救下毛茸茸的水獭一家，再看观众的反馈曲线会不会更加接近预期的效果。
再比如说，在影片结尾，演员要讲一句笑话，从而调动起观众的某种情绪。如果这句台词取材自某部经典电影，却达不到影片的要求，老萨米便会转而参考某句流行用语，或是插科打诨的物理学术语，甚至是一段即兴发挥的音乐——这些备选方案是人类导演绝对不可能想到的——但老萨米却没有先入之见，不会墨守成规，它会考虑所有的可能性，从中选择最佳方案，目的只有一个——符合曲线要求。
老萨米还会挑选演员、布置背景、选取摄像角度、制造道具、提炼台词、谱写背景音乐，还能策划特技效果——当然，所有这些都是数字的。它会精心安排一切，就像操作几根杠杆，把反馈曲线摆弄成最理想的模样。
于是乎，出自数据库的角色重新焕发了生命，陈词滥调的对白变得或幽默风趣、或哀婉动人，原本杂乱无章的背景音更是充满了艺术气息。一般来说，每经过十万次的修改处理，老萨米便会推出一部成功的电影，使之完全符合观众的期望。
老萨米不需要剧本，也不需要情节串联图板；它也不会考虑什么主题、象征、致敬……或是任何你能在电影制作教材里找到的词汇；它不会抱怨自己只能和数字演员及数字背景打交道，相反，数字是它唯一的工具；它只需对每次放映的版本做出评估，根据反馈曲线在相应环节做出适当调整，使之更符合预定要求。无论是大方向上的改动，还是小细节处的推敲，它都能从容应对，然后再一次放映、评估、修改。老萨米没有必要进行“思考”，也不需倡导任何政治信仰，不会宣泄个人情感，不用执著于情节构建，更没必要在电影里塞进固有的价值观念。
而老萨米恰恰是最完美的电影导演。它唯一关心的事，就是一丝不苟地打造一部电影，就像组装一块精致的瑞士手表。它会让观众服服帖帖地坐在那里，心情紧随情感曲线的走势而波动，该哭的时候哭，该笑的时候笑。当他们走出电影院时，会对影片赞不绝口，这也是信号灯征战电影市场的唯一筹码，观众的口耳相传，会比任何广告都更加有效。
老萨米制作的电影是最棒的。
“那还要我做什么？”索菲娅问道。她感觉自己的面庞热得发烫，心脏怦怦跳个不停。不知道放映间里是不是也有摄像机，镜头正对准她，观测着她。“还需要你做什么？听你这么一讲，好像所有创造性的工作都由老萨米一力承担了。
“没错，你也会成为参与内测的员工。”帕拉丹回答，“这是理所当然的吧？我们不会让这个商业机密外泄，而老萨米也需要有观众配合它的工作。”
“所以你们就整天整天地坐在那里，没完没了地看电影？那就随便从大街上拽一个人来好了！”
“不，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帕拉丹说，“我们确实需要一些没什么艺术细胞的观众，好让影片可以雅俗共赏，但我们更需要有超强鉴赏能力的人。我们当中有些人对电影史了如指掌；有些人感情细腻，善于移情，容易走进角色的内心；有些人眼光犀利，听觉敏锐，善于观察电影的细节；有些人则有更深刻的领悟能力——老萨米需要我们的反馈信息，以免出现老生常谈的台词、低级龌龊的笑料、自作多情的气氛，以及虚情假意的情感宣泄。可能你已经发现了，内测观众的素质越高，老萨米制作出的电影便越精良。”
几年前我就说过，我们需要增加女性人手。
“食客的口味越刁，厨师的手艺才会越精，烹制出来的菜品才会更好。同样，老萨米也需要最棒的内测观众，才能打造出举世无双的电影。”
对于真正的艺术大师来说，优秀的鉴赏力是最重要的工具。
索菲娅独自一人，呆呆地坐在会议室里。
一位秘书经过时，伸头进门关切地问道：“你没事吧？”
“没事。我只想一个人静一静。”
帕拉丹对她说，公司会免费提供眼药水，还有专人负责脸部按摩，消除肌肉疲劳。他们还会为员工提供一些药物，用来消除短期记忆，这样，你就会忘记刚刚看过的电影，又能坐下来再看一次了。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种短暂性的遗忘，有助于老萨米接收到精准无误的反馈信息。
帕拉丹还说了很多，但索菲娅连一句也没听进去。
原来，这就是失恋的感觉。
“你有两周时间做出答复。”帕拉丹说。他陪着索菲娅走过长长的走廊，送她到总部大门。
索菲娅默默点头。她注意到帕拉丹T恤衫上的图案，“这个人是谁？”
“约翰·亨利。”帕拉丹回答，“他是19世纪的一个铁路工人。当时，他的老板买了一台蒸汽机，他和他的工友们都失去了工作。于是，他向蒸汽机车发起挑战，看谁跑得更快。”
“他赢了吗？”
“赢了。但比赛一结束，他就倒在地上，力竭身亡。他是最后一个挑战蒸汽机车的人，从那以后，火车的速度一年比一年更快了。”
索菲娅盯着那幅图案，过了一会儿，她转头看着远处。
别松劲儿！总有一天，你会成为最优秀的。
她永远也无法成为最优秀的那一个了，老萨米的性能只会一年比一年更好。
加利福尼亚的阳光明媚耀眼、暖意融融，但索菲娅还是打起了冷战。
她闭上双眼。她又回到了小时候，又坐回到黑暗的电影院中。她正在另一个世界中旅行。这就是电影的奇妙之处。观赏一部完美的电影，就等于拥有了一次全新的生命。
“真正的艺术大师应该竭尽全力，动用一切手段让伟大的作品问世。”帕拉丹说，“哪怕他的工作仅仅是坐在黑屋子里。”
（邹运旗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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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已有的东西和结果，通过分析来推导出具体实现方法的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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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称懒人沙发、懒骨头等，是指在沙发形的外罩里加入塑料小球或泡沫填充物，可随坐姿而改变形状的新潮家具。???
机器人护工
每天傍午时分，桑迪便带我出门散步。
散步时，它跟我一样高兴、兴奋。
见它来回移动着自己的镜头以观察松鼠和蜂鸟的移动，
拉近或推远镜头以看清花园和草坪上的装饰物，
我甚至能听见镜头变焦时发出的声音。
这个机器人蹲在我的床边，平直地朝前伸出双臂，金属手指攥成拳头，体内的引擎发出嘎吱的声响，突然变形成一台可以行走的轮椅，它的大腿就是我的座位。
它那灵活的金属脖子转动着，从椅子背后探出头来。脖子上架着一对摄像镜头，遮光罩在镜头上方晃动着，像一对歪斜的眉毛。镜头下方是两片金属嘴唇，内置一台扬声器——整个一张卡通化的人脸。
“丑得很。”我说道，想再找出若干词来形容它，但一时想不出来。
此刻，我正倚靠在床上，一堆枕头支撑着后背和脖子。我不禁想起了多年前的那些星期六早晨，我靠在床上，抓紧时间批阅学生试卷。那时，佩吉还在身旁呼呼大睡，汤姆和艾伦门也不敲就猛冲进卧室跳上床来，浑身散发着温暖的毛毯味道，吵着要我们做早饭。
而如今，我的左腿已经废掉，将我牢牢压在这张床垫上，枕边人也离我而去，汤姆和艾伦站在机器人身后，他们都有了各自的孩子。
“但是它很可靠。”汤姆说道，然后便找不到话说了。他跟我一样，一有复杂的感情涌上心头，嘴就笨拙起来。
大家沉默了一小会儿。他的妹妹艾伦上前一步站在机器人身旁，弯下腰，手轻轻放在我肩上，“爸爸，汤姆没几天假期了，我也该回去陪伴丈夫和孩子了，让这台机器人来照顾您是最好不过的办法，比请个真人护工要便宜得多。”
我灵光一闪，眼前这番情景难道不是途释“时间箭头”的最好例子吗？父母给子女的关爱远胜过子女对父母的回报：这是对“镝”的最形象的描述，远胜一切言语的阐释。
真是太遗憾了，我无法再对我的学生解释这个道理，中学已经雇佣了新的物理老师和棒球教练来顶替我。
我不想学李尔王那样兀自感伤。佩吉和我难道不是将我们的父母遗落在远方的家中丢给陌生人来照顾吗？生活就是这样。
我的身体已经拖垮了我，难道我还忍心拖垮我的孩子吗？我的负罪感应该超过他们才对。我们的国家信奉这样一个原则：人人应该割断他的根。每一代人都应该享有另起炉灶重新生活的自由。至于那些老的，就让他们如飘落的树叶般随风而去吧。
我挥了挥右手——左手已经不听使唤了。“我懂。”我本该就此打住话头，但还是打算继续说几句，因为以往这种情况下，佩吉会多说几句，而且她的话总是没错，“你们已经做得够多了。我不会有事的。”
“机器人会自动操作的。”艾伦说道，眼光落在别处，“只要告诉它您想做什么就行了。”
机器人和我眼对眼望着。它那一对模拟人类眼睛的镜头里什么都没有，只有我自己扭曲缩小的倒影。
我懂得欣赏它的设计美感。它的构造高效、实用，外形上又有一点俏皮和稀奇古怪，让人不会感到冷冰冰的。我和佩吉曾在日本参观过一个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护工型机器人展，展览充分显示了机器人的“卡哇伊”风格是如何诱使老人对这种靠计算机算法驱使的非生命物体产生情感上的依赖。
我便是这样的老人，已至花甲之年，患了中风，等同于废人一个，还真需要这样的机器人来照顾自己（也可以说是作弄自己）。
“真好。”我讽刺地说，“我们会成为好伙伴的。”
“切奇先生，为什么不读读我的操作手册？”
它发出的中性嗓音机械味十足，但让人听着很舒服，金属嘴唇也随着声音同步开合。毫无疑问，使用这种声音是它经过大量运算后做出的决定，目的就是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如果机器发出的声音过于接近人声，你还会感到有点吓人，在感情上难以接受。
“不用了，我并不想阅读你的操作手册。看看，我现在能举着一本书吗？”我用右手抬起我那条废掉的左臂，然后让其自由下落，“我想，你能够扛起我四处走动，让我有一种重获运动能力的错觉，同时还会和我聊些积极向上的闲话以保持我的心理健康。这些就是你的全部工作职责？”
我这打了鸡血似的状态似乎吓着它了，它无言应对。这让我感觉颇为良好，但很快又消失了。不错嘛，一天中最有意思的事就是对着一个加强版的轮椅大声嚷嚷。
“能帮个忙吗？”我居然想对一个机器人表现得彬彬有礼，简直蠢爆了，“我想……洗个澡。你能帮上忙吗？”
机器人的动作缓慢、呆板，没有丝毫威胁性。它的手臂强壮，不摇不晃，娴熟地脱掉我的衣服，把我抱进了浴缸。让机器人护工来照顾有一个好处：在它面前赤身裸体也不会感到太过羞耻。
热水澡让我感觉好多了。
“我应该怎么称呼你？”
“桑迪。”
这大概是机器人公司的营销团队午餐时讨论出来的，估计是首字母缩略词。阳光自主护理设备？我并不关心这个，知道它叫桑迪就行了。
桑迪告诉我，因为某些“法律上”的原因，我必须听一段生产商提供的录音。
“播吧。音量调低点，填字游戏那张报纸举稳点，行吗？”
桑迪的金属手指捏着那张折叠起来的报纸，举在浴缸的边缘。我右手握着铅笔。只听见序曲之后，一种油腔滑调的低沉嗓音从桑迪的扬声器中传出：
“您好。我是文森特·莱尔博士，阳光家政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短短五秒钟，我已经对这人失去了好感。他对自己的声音太过自恋了。我尝试着无视他的声音，专注于眼前的填字游戏。“……没有非法移民的海外护工带来的危险，不会有犯罪记录，也不会损害您的隐私……”
啊，没错，这是用吓唬顾客来保证签署协议。我肯定这家阳光家政公司与那些移民改革法案以及那道极其丑陋的高墙有很大的关联。早几年的话，汤姆和艾伦肯定会雇一个不怎么会英语的、来自墨西哥的女性非法移民来照顾我。如今，这已是不可能的了。
“……护工机器人会全天候陪伴您左右，永不休息……”
我本人对移民没有任何意见。我教的班上就有很多聪明活泼的墨西哥孩子，其中几个毫无疑问就是非法移民。当然，那时的边境线还像筛子一样疏松。佩吉比我更同情这些非法移民，认为把他们驱逐出境的做法实在太过严酷了。但我还是认为，任何人都无权破坏法律，随心所欲地跨越国境，从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手中抢走工作。
或者美国机器人，我为自己想到的这一点得意地笑了。
我抬头看看桑迪，它的遮光罩正在镜头上方晃动着，摆出一副询问的姿势，仿佛在猜度我的想法。
“……产品由清一色的美国工程师团队经过艰苦努力研发而成。这个团队在人工智能领域已经拥有两百多项专利……”
或者非法移民会抢掉美国工程师的饭碗，我继续沉思着。技能低下的工人会延误工作进展，而技术总会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这难道不就是美国模式吗？制造拥有金属手指和玻璃眼睛的机器人来照顾你的晚年，在这样的机器人面前，你不会为自己身体虚弱和裸体而感到害羞，在它面前，你不过是一只需要得到照顾的动物而已。你的孩子远在千里之外，忙着完成事业和享受青春，留下一台机器人来照顾你，而不是雇一个真人。
我知道自己很可怜，也为自己的处境感到难过。我试图驱散这样的心情，但眼泪和鼻涕已经不听使唤地流了出来。
“……您承认，阳光家政公司无法承诺本公司的产品能提供任何医疗护理；您同意，您将承担本公司产品可能导致的一切危险……”
桑迪只不过是个机器人，我其实还是独自一人。一想到未来的岁月只有这台机器和我的胡思乱想陪着我，我就感到恐慌。要怎样才能要回我的佩吉呢？
我像个孩子一样哭泣起来，丝毫不加掩饰。
“……请对准麦克风清晰地说‘同意’二字，以便确认您已经接受了我们的最终用户协议。”
“同意，同意！”
直到我看见桑迪的脸直往后缩，才意识到刚才我简直是在咆哮。一想到连一个机器人也能察觉到我的恐慌和反感，我更加沮丧了。
我压低声音：“我保证，即使你的电路出了故障，导致你将我从楼梯最上方摔下来，我也不会起诉贵公司。让我安安静静地完成我的填字游戏就行了。”
“你会不会将我从楼上的窗户扔出去，如果我命令你的话？”我问它。
“不会。”
“你的硅芯片里肯定有很多防护措施，是吧？但你难道不觉得应该优先处理我的命令吗？如果我命令你将我扔下楼梯或者用你的那对钳子把我掐死，你难道不应该依命行事吗？”
“不会。”
“如果我命令你将我遗留在铁轨的中间位置然后离我而去，你会照办吗？这样一来，我的死亡就不是你主动造成的了。你会照办吗？”
“不会。”
与桑迪争论道德哲学没什么乐趣，因为根本无法使它恼怒起来。我无法像科幻电影里面那样让它气得脑子直冒火花。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自杀倾向。日子有好有坏。从它抬我进浴缸的第一天算起，我还没有崩溃到哭泣，但也不能说我已经完全适应了这种新生活。
与桑迪的对话轻松愉快，又有些怪诞，但却能让人心情平静，很可能是桑迪的编程人员故意设计成这种效果。桑迪对政治或棒球了解不多，但和如今那些小孩一样，桑迪擅长在网络上搜索信息。看电视上的晚间体育节目时，如果我对节目里的棒球击球员发表了评论的话，桑迪通常当时不会说什么，但过了一分钟左右，它就会突然告诉我一些鲜为人知的统计数据和不合逻辑的评论，很有可能是它刚无线连接上棒球数据分析网站，获取资料后一字不差地转述给我的。看歌唱比赛时，它会告诉我它对参赛选手的观察结果，仿佛它正念着网上的实时微博。
桑迪的程序设计极其复杂。阳光公司很显然倾注了大量心血赋予桑迪一些“缺点”，使它更像真人。
比如说，我发现桑迪不会下象棋，便不得不装模作样地“教”它。其实我很清楚，几秒钟之内，它就能从网上下载一整套象棋程序。下棋时，我故意同它说话，还真能分散它的注意力，它便会犯下更多的错误。我想，让我这样的老弱病残赢棋对心理健康定会十分有益。
每天晌午时分，孩子们都去上学了，大人也开始了工作，桑迪便带我出门散步。
散步时，它跟我一样高兴和兴奋。只见它来回移动着自己的镜头以观察松鼠和蜂鸟的移动，拉近或推远镜头以看清花园和草坪上的装饰物，我甚至能听见镜头变焦时发出的声音。它表现出的这种虚拟的欣喜极其真实，不禁让我想起以前推着双排婴儿车，带汤姆和艾伦散步时，他俩也是这样激动万分地看着周围一切。
然而，桑迪的程序设计也有令人惊讶的缺陷，过人行横道时便有些问题。头几次散步时，它只是四下里望了望，根本没有等绿灯亮起便带着我冲过了马路，就像一个不耐烦的毛头小子一样，丝毫不理会周遭的车流。
想方设法说服桑迪杀掉我不再让我感到有意思之后，我觉得还是应该同它说说话。
“如果因为你横穿马路而导致客户死亡，阳光公司将遭到起诉，知道吗？那份最终用户协议并不能免除你对此的责任。”
桑迪停下了脚步。以往我俩这样散步时，它那架在细长脖子上的“脸”通常会在我的头上来回移动，但听了我刚才说的话后，它将脸扭向一边，仿佛有些不好意思。我能感觉到它蹲得更低了。
我的心一紧。受到警告后眼光移向别处，是艾伦年轻时的习惯。当她觉得她让我感到失望时，脸会刷的一下变红，然后别过头不让我看见那夺眶欲出的眼泪。
“随便说说而已。”我对桑迪说，语气跟我同我的小姑娘说话时完全一样，“下次小心点就行了。难道给你编程的都是些冒冒失失的小青年，觉得自己有金刚不坏之身，不把交通规则放在眼里？”
桑迪对我的藏书抱有极大的好奇。跟电影里的机器人不同，它并非几秒钟之内就能匆匆忙忙地翻完一整本书。相反，当我不停地调换电视节目时，它会沉浸在佩吉的某本小说里，一连读上几个小时，就像个真人一样。
我让桑迪念书给我听。我并不怎么喜欢读小说，便让它给我念长长的新闻以及与科学发现有关的文章。好多年来，我都有个习惯，阅读科技新闻，找出有意思的信息同学生分享。桑迪念科技术语和公式时有些结结巴巴，这时我便会解释给它听，仿佛它就是我的学生。我乐此不疲地“教”它学习。
这大概只是桑迪内置的某种收养模式开启了，目的就是为了让我好过点，能让我重操旧业，但我就是乐此不疲。
半夜时分，我醒了。月光透过窗户，在地板上投下一个明亮的菱形。我想象着汤姆和艾伦正躺在各自的卧室里，身旁睡着他们的爱人。我想象着月光透过窗户照在他们熟睡的脸上，仿佛他们突然间又变成了孩童。这样的多愁善感实在有些愚蠢，但佩吉应该会理解我的。
桑迪就在我的床边，脖子别过去，这样一来摄像镜头就不会对着我。它就像一只熟睡中的小猫。这哪算“全天候”啊？模拟人睡觉的机器人在拟人能力上未免也太强了。
“桑迪，桑迪，醒醒！”
它没有理会我。这个缺陷得向阳光公司反馈一下。要是机器人“酣睡”不醒时，主人突发心脏病怎么办？难以想象。
我伸手碰了碰它的胳膊。
随着齿轮和引擎启动的吱嘎声，桑迪一下子醒了过来，转过脖子看着我，镜头后方射出一束光，照在我脸上，我不得不伸出右手遮挡。
“你还好吗？”我清清楚楚地听见它的电子合成声音里有一丝焦虑。
“还好。我只是想喝点水。能帮我扭开床头灯吗？顺便关掉你头上发出的那道讨厌的光，我快要被照瞎了。”
桑迪体内的引擎响着，匆忙地给我倒了一杯水。
“刚才怎么了？”我问道，“你真的睡着了吗？这也是你程序设计的一部分？”
“对不起。”桑迪道歉，似乎悔恨不已，“我犯了个错误，我保证仅此一次。”
我正试图在这个网站上注册个账号，以便能看见艾伦最新上传的婴儿照。
平板电脑就立在床边，显示着各种信息，只是虚拟键盘用起来是个麻烦事。中风以后，我的右手也不完全听使唤了，在虚拟键盘上打字跟用拐杖按电梯按钮一样别扭。
桑迪主动提出帮忙。我便叹了口气，重新倚靠在床上。它轻车熟路地填好了我的个人信息，甚至比我的孩子们还要熟悉我。我不知道汤姆和艾伦还记不记得我出生的街道名字——这是安全提示问题的必要信息。
注册的下一步要求我证明自己是人类，以防止垃圾邮件程序的恶意注册。我真是恨透了在混乱不堪的背景图案中去辨认那些拐来拐去的字母和数字，像是在做眼科检查。孩子们现在都热衷于发短信而不是写字，读了几年他们书写的字迹潦草的作业之后，我的视力也不如从前了。
这个网站上使用的验证码有些不同。网页上有三幅圆形图案，我必须通过旋转才能使图像摆正。第一幅图是一只放大了的栖息在树枝上的鹦鹉，它的羽毛上满是杂乱的颜色和抽象的形状；第二幅图是一堆胡乱放置的碟子和玻璃杯，被下方射出的刺目光线照亮；最后一幅图是几把椅子颠倒堆放在饭店的一张桌子上。三幅图都被旋转到奇怪的角度。
桑迪伸出金属手指快速地旋转三幅图片至正确的方向，然后替我点击提交注册按钮。
注册账号成功，我看到小玛吉的照片占满了整块屏幕。桑迪和我长时间地看着这些照片，一张一张地翻阅着。我很羡慕新一代的出生。
我让桑迪休息一下，顺便打扫一下厨房。“我想单独待会儿，可能会睡个午觉，有需要时我再叫你。”
桑迪离开后，我调出平板电脑上的搜索引擎，颤颤巍巍地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输入我的问题，浏览着搜索结果。
将一张图片摆正看似简单，但要让计算机自动摆正各种各样的图片却是十分困难的……验证码的设计基于这样的事实，那就是旋转图像至正确位置对人工智能来说是个绝对难题。
上帝啊，难道我已经找到了土耳其行棋傀儡背后潜藏的那个人了吗？
“谁在里面？”桑迪回到我身边后，我指着它，凝视着它的镜头，问道，“里面究竟是谁在控制？”我想象着一个远程操控员正坐在某座摩天楼的办公室里，为我花费大价钱买来这个家伙而窃笑不已。
桑迪的遮光罩一下子向上扬起，仿佛被震惊了。它僵了几秒钟，姿势很像人类。一小时前，我可能还会认为这是高明的程序设计，但现在我不这么认为了。
它举起一根手指至唇边，镜头里的光圈快速地交替开合着，就像人在眨眼。
接着，它仿佛故意将镜头移开，对准正门过道。
“过道里没人，切奇先生，真的没人。”
它开始朝床边移动，但镜头始终对准过道。我开始感到紧张起来，正打算说些什么，它抓起床头柜上的铅笔和报纸（已经被翻到填字游戏那一版），飞快地在上面写着什么，但镜头却始终不对着那张报纸。字很大，很粗糙，阅读起来很费劲。
请不要再问。我会解释的。
“我的眼睛似乎卡住了。”它对着空气说话，还是一如既往的人工合成声音，“给我一点时间调整引擎。”接着，它便开始扭动头上的零部件，发出尖厉的吱嘎声。
用我的手写字回复我。
我抓住桑迪冰凉的手，用那支铅笔艰难地书写着大写字母。我想，肯定有什么反馈机制使得那个操控员能感觉到这些手部动作。
坦白招供吧，不然我叫警察了。
随着砰的一声，镜头调转过来，对准了我的脸，但报纸和铅笔仍然在它视线范围之外。
“我得对自己做些修复。”桑迪说，“您在此期间能休息一会儿吗？如果感到无聊了，稍后您可以查查邮件。”
我点点头。桑迪将平板电脑放在床边，退出了房间。
亲爱的切奇先生：
我的名字是曼纽拉·阿依达·阿尔瓦雷斯·里奥斯，很抱歉我一直以来对您的欺骗。尽管麦克风掩盖了我的真实声音，但我听见的您的声音却真实无比。我相信您是个友好宽厚的老人，也许您会愿意听听我是如何成为您的护工这个故事的。
我出生在墨西哥杜兰戈东南部一个名叫拉格洛丽亚的村庄，是家中三个女儿中最小的一个。两岁时，我们全家搬到了北面的加利福尼亚州，父亲以种植柑橘为生，母亲一方面帮助父亲料理生意，一方面照顾家庭。之后，我们又去了亚利桑那州，父亲什么工作都干，母亲则照顾一个年老的妇人。我家并不富裕，但我却生活得很快乐，学习也很出色，可以说前途光明。
我十三岁的一天，警察突击检查了我父亲工作的那间饭店。当时有电视台来摄像。人们在街上排着队，看见我父亲和他的朋友们被铐上手铐带离饭店便大声欢呼。
我并不想同您就移民法案发生争执，我并不指望搞清楚为什么我们的出生地能决定我们的命运，因为我已经知道您心中所想了。
我们失去了一切，并被驱逐出境。我的书、音乐、美国式的童年，都离我而去。我被遣送回那个我没有任何记忆的国家，不得不开始学习另一种生活方式。
住在拉格洛丽亚的人都很有爱心，家庭就是我的一切。那儿土地肥沃，山川秀美。但生于斯，死于斯，穷者越来越穷。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我的父母会选择冒险非法移民。
我父亲重新回到了加利福尼亚，自那以后，我们就再也没听说过他的消息。我的两个姐姐去了墨西哥城，时不时寄些钱给我。和她们聊天时，我都尽量避免谈论她们的工作。我则留在家中照顾母亲，她身体有病，急需那些我们负担不起的昂贵的医疗护理。
我的大姐写信告诉我，在墨西哥的皮那德拉斯内格拉斯市，有一家边境工厂的人正在寻找出生在美国、英语流利、熟悉美国文化的女孩子——就像我们三姐妹这样，工作报酬也挺好，我们可以存钱给母亲治病了。
那家旧工厂的地板被分割成一排排的小隔间，过道里放着睡垫。在那儿工作的每个女孩都头戴耳机，面前放着显示器和一套控制装置，就像电视上的飞机控制台一样。每个女孩都戴着一个面罩，以便操纵机器人的面部表情。
远程操控一个机器人很困难。我们没有休息时间，您睡觉时，我才能睡觉，您醒来时，闹钟也同时将我唤醒。上厕所时，我必须等到其他某个女孩子的客户睡着后抽身来接替我，然后才有几分钟上厕所的时间。
我并不是说照顾您让我有什么不开心。我想到了我的母亲，她曾经的工作跟我现在从事的很相近。她现在躺在家中的床上，由我的姐妹们照顾。我为您做的这一切，正是我希望能为母亲做的。
透过镜头看见那些宽阔的街道和静谧的街区，目睹您在美国的生活，对我而言是苦乐参半的一件事。我很喜欢同您一起散步。
工厂严格禁止向您透露我的存在。如果您举报我的话，我会被罚款，甚至被开除。我希望您保守这个秘密，允许我继续照料您。
汤姆打来电话，告诉我他已经拿到了我的银行对账单的复印件，解释说当时我身在医院，这是很必要的预防措施。
“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我对曼纽拉说。她快速地离开了房间。
“老爸，我看见上个月您的账单上有一笔钱汇往西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艾伦和我很关心。”
这笔钱是寄给了我以前的一个学生，他正在杜兰戈做暑假旅行。我吩咐他寻找一个叫拉格洛丽亚的村庄。如果他找到了曼纽拉的家，就将这笔钱带给她的家人。
“我应该怎样解释这笔钱的来源？”我的那名学生问道。
“EINorte，”我这样说道，“就告诉他们这笔钱是ElNorte欠他们的。”
我可以想象曼纽拉的家人肯定会想要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会猜测也许这笔钱是曼纽拉的父亲瞒着政府部门偷偷寄回来的，也可能是美国政府将他们失去的财产兑换成现金寄来的。
“寄给墨西哥的一个朋友而已。”我告诉儿子。
“什么朋友？”
“你不认识她。”
“你们是怎么相识的？”
“网上认识的。”这种解释跟事实最接近。
汤姆没有再说什么，可能正猜想我是否已经失去理智。
“网上骗子多。”汤姆说道，我能感觉到，他正努力不让自己情绪激动。
“你说得没错。”我说。
曼纽拉回到我身边帮助我洗澡。既然已经了解了真相，我便开始感到了些许尴尬。但我还是让她帮我脱衣服，把我抱进浴缸。她的动作跟以往一样平稳、温柔。
“谢谢。”我说。
“不用谢。”电子合成声音沉寂了一会儿，“您愿意我为您念新闻吗？”
我看着她的眼睛，光圈缓慢地一开一合，像是眨了下眼。
（陈首为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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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宏观层次，时间存在着明显的方向，是不对称、不可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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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与墨西哥的边境线上建了一道一千一百多公里长的隔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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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4年出现的一种国际象棋自动下棋装置，外表是一个木柜，柜子里藏着国际象棋高手，通过磁石感应机关控制傀儡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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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墨西哥的北方指美国。???
天籁之音
虽然我不再梦想揭示数学上的惊人发现，
但我还是努力向这些孩子展示数学的美，
好让他们和我一样听到宇宙的声音。
有一天，或许他们当中的某个会获得一个发现，
尽管我无法理解，却能体会它的优美。
我妹妹露西快四岁的时候，有一天，她在冰箱里找到半只用保鲜膜包裹着的柠檬。
“呀！我还从没见过黄色的橙子呢！”她抓起柠檬张嘴就要咬。
作为哥哥，我有责任告诉她世间的种种危险，于是我向她解释，这种“黄色的橙子”不是直接拿来吃的，“你肯定会后悔的。”我说。
但露西不大相信——我不得不向她演示我是怎样得到这个结论的。
我摘下眼镜给她戴上，虽然爸爸警告过我，说露西太小了，不能盯着增强显示屏看。
我扑哧一笑。眼镜晃晃悠悠地挂在露西的小耳朵和小鼻梁上，跟卡通人物一样可爱。
她惊讶地放大了瞳孔，因为现在无论她看什么，上面都飘浮着一层幽灵般的文字和影像。我把它设置成显示《儿童百科全书》里的内容，而且知道当她望向那只柠檬时眼里会看到什么：一个半透明、循环影像的年轻女子舔完柠檬后扮了个鬼脸；一行滚动文字显示：柠檬汁里有5%是柠檬酸。“那差不多是橙汁酸性成分的五倍。”我卖弄起自己的数学能力，“所以意味着它真的特别酸。”
露西摘下眼镜，随即咬了一口柠檬，当时她脸上的表情实在太怪异了。（当然，后来在父母面前挨骂的是我。）
对于露西来说，理性永远赶不上体验。
我恰好相反。后来我读了数学专业。
我跳了几级，提前进入大学。我对自己的年龄比同学们小这一点颇为紧张，所以入学后我没有住校，而是仍然住在家里。每天下午，露西和我一起坐在餐桌前，她做她的作业，我做我的习题。
“帮帮我，乔。”一天下午她隔着桌子对我说，“你是我唯一的希望。”
她正在做自己的第一道实证题，每一个刚开始学习几何的学生都讨厌这个题目：欧几里得的等腰三角形定律，要求学生证明等腰三角形的两底角相等。
我问她要眼镜，好知道她的老师都给了哪些提示和解题办法。我盯着练习本上的图形，看到她的老师在三角形的两边加了两条辅助延长线，线段BD的长度等于线段CE,这是欧几里得的经典解法，由延长线形成的两个全等三角形可以用于证明。
我把眼镜还给她，开始向她解释怎样以严密有序的方式来思考这个问题。但是露西很快就不耐烦了，在她看来，欧几里得就是个死板的傻瓜。
“只要把它翻过来。”露西打断我说。
“什么？”
“只要把三角形翻过来。”
她用铅笔在纸上把三角形的形状重重地描了一遍，然后撕下那张练习纸，把它翻过来，将镜像图和铅笔在纸上留下的描痕合在一起。
“左边这个角和右边那个角留下的痕迹吻合，所以很明显它们两个相等。这就是证明。”
一时间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这个想法实际上早在欧几里得之后六百年就由亚历山大里亚时期著名的数学家巴普斯提出过，是一种简化得多的证明方法。通过想象这个二维空间的三角形可以被“拾起来”，并在三维空间里“翻转”，它预先采用了现代的对称与变换的办法，但是欧几里得肯定会把这看成作弊。
“啊哈，”露西说，“我就知道，根本用不着麻烦地证明什么愚蠢的全等三角形。”
我反驳道：“你不能这样。古希腊的数学家考虑过你这种方法，他们觉得这样做不行。”
“为什么不行？”
“你的论证依赖于移动图形，但是就你现在的知识水平来讲，还不够充分地定义‘翻转’和‘移动’。你不能用它们进行论证。”
“但那也太蠢了。你看，我刚才做到了。”
“没错，生活中你可以用模型做一些事，但是对于数学来说不顶用，因为数学不是关于模型的。它不依赖于世界上任何东西。数学关心的是仅存于思维当中的逻辑结构。至少，要按你想的那样操作，正常的方法是要使用矩阵和线性变换，这样才能保证以严密的方式把一种状态‘移’至另一种状态。现在还是踏踏实实地来解决全等三角形吧，除非你想让我教你坐标几何。”
当我跟她讲解证明步骤，在三角形上做标记，确定公共边和公共角，引证每一步该用的公理和定理时，她始终憋着一肚子的气，一声不吭。
我喜欢那种豁然开朗时无比幸福的宁静，论证环环相扣，直到最后整合在一起，就像一列多米诺骨牌，最开始一个逻辑性的推动，然后一发不可收拾，漂亮地倒向最后的结论。这是柏拉图式的天籁之音，正因如此我才深爱着数学……
露西不为所动，“我的论证表明了为什么这两个角是相等的。而你的方法绕来绕去，等我到第三页写下‘证明完毕’时，甚至都不记得要证明的是什么了。”
“你只要多加练习，不久后就能把它记在脑子里，变成你的直觉。暂时忘了移动图形那一套吧。”
露西不情不愿地回去画图。“它确实在动呀！”她屏着气嘟囔道。
我读大学的最后一年，父母为我和露西准备的圣诞礼物是增强视觉移植片。这是一套全新的装置，非常昂贵。
“这里，”医生指着头颅模型上眼眶后面的一片区域说，“是我们要放入移植片的地方。我建议你们搞一套组合底座，贵是贵一点，但以后方便升级。”
“我该怎么更换里面的电池？”我只不过想开个玩笑。
“用不着。底座里有一台小型发电机连接你的动脉，能通过血液流动产生动力。移植片上还有一根极细的纤维光缆穿过视盘进入你们的眼睛。”露西和我听到后都打起了退堂鼓。“别担心，那个地方是你们的盲点，所以不会影响视觉。纤维光缆能让移植片把图像投射到你们眼球的水晶体上。这样一来，信息就会覆盖在你们的视野上。”
“我干吗非得弄这个，干吗不用非侵入性的增强显示触点呢？”露西问。
“隐形眼镜显示器没有智能，并且只能在你眼睛聚焦的基础上显示信息，而不能显示你脑子里想什么。”我看得出医生对于这种极外行的问题缺乏耐心，“但是你的大脑不停地在和眼睛对话，大部分视觉信息来自于视皮层，而不是大脑传给它的。视觉移植片连接你的视皮层，这样它们就可以作用于眼睛－大脑的反馈回路。它们能让你看到原先只能想象的东西，那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体验。”
我点点头，但并不是真的听懂了。
“我需要在你们身上先做几个运行实验，”医生说，“下周我会打电话通知你们结果。麻烦出去时在前台预约一下手术的时间。”
“喂，是乔吗？”
医生说话的声音十分平缓，颇有同情心，一听就是要带来不好的消息。我正在外面做最后的圣诞采购，周围人头攒动。我塞上另一只耳朵，认真倾听电话里传来的细微的声音。
大约每十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不支持增强视觉移植，遇到这种情况，身体会无情地攻击机器和大脑的接口，导致失明甚至更坏的结果。问题产生的原因尚未明确，但医学界一致认为有可能是遗传造成的；似乎有一些大脑不支持硬件升级。
我有些失望，但还不至于极度沮丧。和我已经习惯了的增强现实眼镜相比，一个增强视觉移植片好像只不过是前者的升级版。它们很流行，也许挺管用，但还不是必不可少。
“谢谢你。”说完我挂断了电话。
露西的基因和我一样，也不能接受增强视觉移植片。对于这个消息我没有过多在意，但她把这件事看得很严肃，开始着手调查我们这种缺陷意味着什么。
“看看这个。”她说着，亮给我一段网上找到的视频。
这是一段演示，告诉人们如何更好地利用他们的增强移植片。解说者是一名化学家，正解释移植片对他工作上的帮助。
“当我阅读一份关于蛋白质折叠的新算法的论文时，我在脑海里描绘它是怎样工作的。移植片抽取我脑中的这些图像，并将它们投影到我的眼睛里，让我可以真正地看见它们。”
屏幕分成两半在演示他的移植片的工作情况。一条长长的分子链的半透明模型，在他的视野中盘旋，自行折叠、盘绕，形成一个复杂的结。
“当我看见投影到眼中的图像时，只要想一想就可以立刻改变它。能在眼中真正看到这个演算，利用它就容易多了。好像只要我运用大脑，就有办法立即创建一个模型然后操纵它。”
他视野中的模型开始变化，显示出两条、四条、八条、十六条长长的分子链在空间折叠、旋转，方式各不相同。
“更绝的是，移植片能让多个视觉模型在我眼前同时并行工作。接受移植片之前，我脑海中最多只能一次构建两个选项，但现在，就像在大脑里装上了新的存储器，能让我掌握许多个在脑海中同时全速运行的选项。我真的感觉自己好像聪明了十倍。”
他脸上的兴奋显而易见。也许他有一点夸大效果，但我想我明白他的意思。最开始得到那副增强现实眼镜时，我也对自己居然能办到那么奇妙的事感到诧异。只要在眼镜上设置正确的模式，我就能获得词语的定义、事物的百科解说，对于复杂的算术题也能瞬间得到答案。我一下子觉得聪明多了。
但没过多久，我发现这种自我感觉良好其实只是一种幻觉。能即时访问信息并没有真的让我变聪明。这副眼镜仅仅是一种工具，就像一个确实很好很快的计算器。我还是得靠自己去理解那些概念。
露西向我展示了更多的视频：一些设计师称，移植片反馈的画面能让他们更有效地进行创作，作品也更具独创性；一些医生称，移植片能让他们把最新研究与源于经验的直觉和本能相结合；患有孤独症的孩子们说，移植片能让他们理解其他人的面部表情和身体语言里所包含的情绪，并能将它们和自己的情绪状态联系起来。
“我想我们失去了一个好机会。”露西说。
我对她的担忧进行了驳斥。我告诉她，这些视频里宣称的智力提升是虚幻的。增强现实技术最终不能代替自主思考，而思考才是真正重要的。我的增强现实眼镜能让学习、查找东西和进行繁重枯燥的运算变得容易，而增强移植片有可能更胜一筹。但是，这类工具就好比计算尺和计算器，同数学推理所需要的在层层的抽象概念中游刃有余的能力和纯洞察力相比，它们对于数学家来说最终都不重要。
“我们不会受影响的。”我说。我从基本原理中推理，我的逻辑看起来无懈可击。
“露西，我能过来和你待一会儿吗？”
我闭着眼睛，手持电话，想找一根救命稻草。我的单身公寓里一片狼藉，堆满了没洗的盘子、吃完的比萨盒子，还有撕掉的论文草稿——这篇论文我估计永远也写不完。
春天我一节课都没上，整整一个月没有离开过公寓，我甚至不敢确定自己明年九月能不能回去完成我的博士学位。
我过去那种确定而简单的生活结束了，想到要面对父母的失望，我几乎无法承受。露西是我唯一的希望。
“当然可以。”她的声音很平静，颇使人安慰。她没有询问细节，也没有要求解释，只是单纯地接受了我的要求。“把旅行计划用邮件发给我。”
露西在佛罗里达市接我，我们开车行驶在9336号公路上，这是穿越佛罗里达国家公园沼泽地的唯一一条高速公路。虽然才刚到四月，但对我来说已经太热、太潮湿了，因为我读研时一直待在新英格兰，早已习惯了那里寒冷的春天。
露西看起来朝气蓬勃，她在生物学初级研究员的新职位上干得不错。感觉到我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调整，于是她接过了讲话活跃气氛的工作。她说了一些有关她同事的趣闻，还有一些工作上的乐事和挑战。我很感谢自己只需要在一旁倾听。
我的小妹妹已经完全长大了，现在轮到她来保护我了。
我们在游客中心停下，以便我挑选几张明信片。从停车场到迎客中心的一小段路上，拇指大的蚊子和苍蝇在我们周围飞来飞去，还好露西准备了杀虫剂。
她总是偏重实用的那个，她崇尚有用的解决办法。正是这个原因，当我遇到危机时总会想到求助于她。只要她从容地到场，我就感觉好多了。
四周是一片锯齿草的海洋，秋葵、橡树、枫树和朴树点缀其中，有时还能看到一些只比周围的泥灰土草原高那么几寸的小岛。路上只看到我们这一辆车，露西的脚一直踩在油门上。我坐在副驾，听到一连串微弱的砰砰声，那是巨大的苍蝇和蚊子撞在挡风玻璃上猝死的声音。
我没有看到让乌鸦们赖以为生的其他动物。那些乌鸦三三两两地出现在高速公路沿线，它们有目的地停在那里，仿佛等待什么事情发生。当我们的车驶过时，它们齐刷刷地对我们行注目礼。透过后视镜，我看到它们不慌不忙地跳到我们身后的公路上。
“它们在干吗？”
露西瞟了一眼那些乌鸦，咧开嘴笑道：“你会明白的。”
我们停在“草的海洋”景区，站在一个小湖的岸边，有二十来只短吻鳄浮在那里心满意足地晒太阳，离我们不过五十码远。离岸较远的地方，一群粉红琵鹭正优雅地浮在水面上。刚开始我以为那是火烈鸟，直到后来露西告诉我，野生火烈鸟早在几十年前就从佛罗里达的沼泽地里绝迹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火烈鸟只是人们草坪上的那些塑料鸟，”她说，“真正的火烈鸟生存状况不容乐观，可能是因为它们没有学会怎样适应人类。”
我们欣赏着这片景致，直到喷完了杀虫剂。
回车上去时，我看到三只乌鸦从车顶飞到附近的地上，其中一只的嘴里露出一对蛾子翅膀。我走近一看，只见露西车上的挡风玻璃上原先一路驶来堆了许多昆虫尸体，这时竟然都被清理干净了。乌鸦把露西的车当成了餐车。
“一次纯天然的洗车。”我说。
露西笑了，“现在你知道那些高速公路上的乌鸦在做什么了吧？”
我想起那些乌鸦耐心地等在公路上，我们的车刚一驶过它们就急切地跳到高速公路上。
“它们在等待驶过的汽车上面弹下死虫子，对吗？”
“你说中了。因为汽车在公园里都开得非常快，而这里的虫子又特别大，整天都有大量的蛋白质落到柏油路上。所以，公园里的乌鸦学会了在9336号公路沿线觅食。”
我们继续开车。现在我了解了乌鸦们的意图，也愈发地好奇。但不知怎么，它们依赖飞车游客为生的那种闲散的态度却让我感到不安。我原以为佛罗里达的国家公园沼泽是一片人类未曾染指的净土，是纯天然的无瑕景致，可一想到乌鸦们成了汽车的寄生虫，就着实感到不悦。
“我在研究受人类干扰的动物栖息地，”露西说，“现在地球上的每一块栖息地都包括在内。我们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最强的进化动力，已经没有哪个原始角落、没有哪块土地未经人类染指。即使在太平洋的中心，也有我们人类垃圾形成的浮岛。那些乌鸦比火烈鸟成功得多，因为它们适应了我们的存在。”
我的眼睛突然不大舒服，于是转过脸去。
“怎么了？”露西问。
“我……我在想那些死去的火烈鸟。”我咽了一口口水，“它们只是以一贯的方式在生存，突然间周围的世界连招呼都不打就变了，它们便难以生存下去。这不公平。”
露西把一只手稳稳地放在我的肩膀上，“乔，和我说说吧。”
我平复着自己的心情，“你知道四色理论吗？”
“那是说任何一幅地图都可以只用四种颜色绘成，对吧？”
我点点头。四色理论很有名，就连不太懂数学的人都略知一二，因为它容易解释，还很形象。但是长期以来，它只是一个推测。
“它一直未得到证明，直到1976年才有两位数学家——艾普尔和哈肯，最终提出了看似成立的证明。但是对他们的证明也有争议。”
露西哼了一声，“我敢打赌，有争议是因为他们只说了一句：‘看！给咱一幅地图，什么样的都行，咱都能用四种颜色标出来！看到了吧？’然后其他数学家都对他们说：‘那可不行，那是现实的做法。’”
我情不自禁地跟着她哈哈大笑，想起了我们过去一起做作业的日子。
“你说得太对了。他们的证明依赖于详尽地列举了1476种布局，涵盖了所有可能的地图，并运用一台计算机来完成冗长的具体计算工作。”
“那，结果不对？”
“没有，好些个独立团体进行了复查，没有发现任何错误……但给人感觉不对劲儿。证明不应该是拿着一张列有1476种可能性的大单据，让你一个个去跟踪。你的大脑早已看不到整体的模式。而那仅仅只是个开端，从那以后，其他一些定理的证明也开始依靠计算机来验算成千上万种可能性。”
露西耸耸肩说：“许多学科都利用计算机进行运算。就是计算机接手了这些繁冗的工作，也没有人会认为结果不可靠。”
我摇摇头，解释起来太让人泄气了，“数学不像实验科学，我们研究的不是实有的东西，它的证明不能基于所谓的‘迹象’。我们运用的是逻辑。如果不知道一个结论怎样由基本定理层层衍生而来，你就不能接受它。定理很重要，不光因为它是正确的，还因为为什么它是正确的。因为我们需要直观地抓住真理，所以要求证明要具有正确的美感。”
“我从不觉得数学证明有何美感。”
“还记得有一次你认为翻转图形比用全等三角形一步步推理更直观，更有说服力吗？就是这个意思：我不觉得那些用计算机支撑的证明具有说服力。”
“但为什么就只你对此忧心忡忡呢？你们这一行肯定拿这些证明很头痛吧？”
“这些证明不会麻烦到你，”我说，“如果你有硬件可以帮助理解的话。”
我最终把事情告诉了她。
那年春天，我被派去教大学本科生的图论课。有一天晚上，作为一个小实验和玩笑，我给我们班布置了艾普尔和哈肯的证明当作业，并不指望有人真的能完成。我的目的是想就数学直觉的局限问题激发一些有想法的讨论。
上班时有个学生跑来找我。
“我想我找到了一个简化证明的办法。”他说。
“哦？”我一听乐了。每年都有些学生自以为找到捷径，而我总是一次次地指出他们推理上的漏洞，令他们失望。
他开始阐述起来。听了30秒钟后，我知道自己有麻烦了。他很清楚自己在说什么。我前面花了好几天时间才仅仅得到关于这类布局和它们整体之间相互联系的一个模糊画面，但他说起来头头是道，就像介绍自家书架上书籍分类一样。每当他停下阐释看着我的时候，我只好含混地点头附和。
“这看起来没错吧？感觉太简单了！我第一次通读论证过程时就想到了，再次检查后这些模式变得愈发清晰。我能看到它。”
我点点头，希望能就此安抚他。
“你没跟上，对吧？”他停下阐释，脸沉了下来。我念七年级时，有一次热情洋溢地跟我的数学老师解释我自己对斯托克斯定理的推导，然后也给过她这个表情。我解释时她一直在点头，但到最后，我知道她并没有理解。这是我第一次发现自己可以看见老师看不到的模式。
他的太阳穴边上有一个增强视觉移植片的端口正闪着银光。
“我想错了，”我对露西说，“这些移植片不同于计算器，它们不仅仅只是一种工具，它们能改变人类视觉思维的能力。植入了增强视觉移植片的学生积极思考时能同时构造三百个形象，简单得就像我构造两个形象。他们的确更加聪明。他们真的可以看到我无法看见的模式。”
现在我那些植入了增强视觉移植片的同事早就发表了一些我无法写出的论文，我一直给自己找借口，骗自己说我对那些题目不感兴趣，或者读那些论文时刚好那天心情不佳。但我是在自欺欺人，读研的几年里一直在拖时间，是一个学生的轻蔑唤醒了我。
数学是我一生热爱的东西，我一直都很擅长。我一心扑在上面，牺牲了睡眠和社交活动。我梦想能声名远播，取得惊人的发现。
然后，砰！有人发明了一种能升级人类大脑的办法，而我身体里某个讨厌的基因让我不可能升级，那我是不是就该全部放弃？这样的不公平简直让我愤怒至极！
“你知道，我一直都很羡慕你。”露西说。
我望着她，从自伤自怜中吃惊地走出来。
“IQ过人的是你，把奖品带回家的是你，总被爸妈表扬的也是你。你能想象生活在你的阴影下是什么感觉吗，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像你那样聪明，像你那样富有才干，像你那样出色？”
“露西，我——”
“别，让我说完。我只能学会在一幢由你支配一切的房子里寻得自己的一席之地。我没法阅读得和你一样快，那我就只能学会认真地选择要读的书。我永远不可能像你那样精于数学，所以我就选择定量推理要求低一些的科目。我不可能像你那样讨老师们喜欢，所以我只能学会在其他地方寻求赞扬。
“当我发现自己无法接受移植片时，和你一起生活的好处就突显出来了。我喜欢生物，但我知道自己不可能和那些拥有增强移植片的人在分子生物领域竞争，所以我选择了生态学，在这个不那么热门的专业里我可以干自己喜欢的事，不用担心条件不利。
“欢迎回归生活，哥哥。”露西启动了汽车。天色渐渐暗下来，我们得回她家中去了。“我们都要学会接受改变。你想成为一只乌鸦还是一只火烈鸟？”
那个夏天余下的日子我都和露西一起待在沼泽地附近，她教我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来打量这片荒野。
我得知在佛罗里达、佐治亚、亚拉巴马和卡罗来纳的农场上所使用的杀虫剂和除草剂，通过风或者水，最终都飘到了沼泽地，沼泽地里的所有物种要么适者生存，要么死路一条。我得知公园里短吻鳄和水鸟的数量随公园游客及几千英里之外的居民的生产、娱乐活动而起伏波动。我还得知地球上没有哪寸土地能逃避人类的影响。所有的栖息地都受到了人的干扰，只是程度深浅的问题。过去几千年的自然界历史，就是人类无情地将生物圈变为以人为中心的共牺生物群的历史。
对露西来说，这样的历史并非绝望的源泉。我们仅仅是大自然伟力的体现，是这片荒野的一部分，是这亘古以来变迁长河中的一股激流。每个人都能从那些入乡随俗的乌鸦身上学到些东西。
每当露西追踪到我们在地球上的活动所引起的又一个深远影响时，她的眼睛炯炯有神，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光彩。这让我想起每次我攻克一个特别难的论证后看到的一气呵成，每个逻辑步骤环环相扣，共同构成一个和谐整体的那种美。
我曾以为那种和谐是精神上的东西，它超凡脱俗，好比天籁之音。但正如露西向我展示的那样，这片荒野受到人的限定，为人类活动所改变，被赋予意义，我现在明白那种和谐的愉悦感，那种有关正确和理解的判断，都是被我自己的感观所限定、改变和赋义。我只有理解了才能感到愉悦，而我的身体只有适应了科技的进步我才能理解。我自己也是一块受人干扰的栖息地。
我在两行课桌中间的过道上徘徊，偶尔停下来检查一两个学生的作业。这是一群十二岁的聪明孩子，下个秋天我打算鼓励其中几个考虑一下学习高级预备微积分。
罗拉，一个勤奋上进的孩子，在我经过她的课桌时把我拦下了。
“我卡壳了。”
我弯下腰检查她的笔记本。在一片一丝不苟、密密麻麻的手书当中，她列出了每一个定理、每一个推导、每一个对应项。一行行的符号一个接一个，小心、精确，仿佛一排不通向任何地方的枕木。
她是该休息一下了。
我拿起她画的图，用她的尺子做指引，把等腰三角形的中间折起来。我把纸举起来对着光线。
“你看，”我对她说，“这两个角相等。”
“是的。”她说，语气有些不确定。
“证明完毕。”
“哦。”她眼睛一亮，“我懂了。”
她从我手里接回那张纸，现在她知道要用到的是哪些角和哪几个全等三角形了。我看着她写完最后几个证明步骤。一切都很契合，安宁，和谐。
她的太阳穴上闪过一道银光——如今他们这么早就开始用这些东西了。
虽然我不再梦想揭示数学上的惊人发现，但我还是努力向这些孩子展示数学的美，好让他们和我一样听到宇宙的声音。有一天，或许他们当中的某个会获得一个发现，尽管我无法理解，却能体会它的优美。
罗拉和我一起欣赏着她的论证。然后她抬起脸，我俩相视一笑。这一刻，我们一起听到了天籁的声音。
（苏宁宁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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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Eppur si muove”。当年伽利略迫于教会的压力，放弃了对哥白尼日心说的支持。当他离开宗教法庭时，嘴里嘀咕了一句“Eppur si muove”，意思是“它确实在动”。???
生活的重担
飞机离开跃迁船，开始接近科斯菲。
珍把脸贴在窗户上，看着城市以西那些沙漠中的废墟从脚下掠过
——同心圆、弧线、正方形，
全是石头砌成的，被黄沙掩去大半。
“但那是去鲁拉星啊，”弗雷迪说，“塔迪尔·克洛维斯博士也在那里，我论文导师的导师，他可是鲁拉外层空间考古学的创立者！你可以来见证我们的惊世大发现。走，跟我一起去。你会喜欢的。”
珍却不那么确定。和其他大多数人一样，她从小就经常看到鲁拉的照片，那单调的沙海，被沙掩埋的废墟，螺旋状的石塔从沙地中升起直入云霄，仿佛被流沙掩埋的人的手指。这些景象无不令人遗憾而忧伤，如同面对失落的天堂。
不过她不像其他人那样，对流行书籍里说的鲁拉精神之类的照单全收，也不会去看那些讲鲁拉人神话的电视节目（“鲁拉宇航员是否曾经来到地球并修建了玛雅金字塔？让我们稍事休息之后为您揭秘”）。她有会计学位，并且拿到了某大会计事务所纽约办事处的实习推荐信，这样她就有资格拿到会计师资格证了。弗雷迪倒是劝她休息一年，但谁知道一年后还能不能拿到这么好的推荐信？
但是，一整年和弗雷迪分开也是很糟糕的。远距离恋爱失败的例子太多了，她不信自己和弗雷迪会是例外。爱情总是需要牺牲，对不对？（但为什么总要女人牺牲？）
阿普森和拜勒斯齐声说：“吾等二人，同等强大，同等勇猛，立誓同去闯荡。”多年之后，生活的重担落在二人头上，阿普森老了，他仍希望在白金之门前挑战掌权者。但拜勒斯却退缩了，他说：“还不到时间。”于是，阿鲁森撇下友人，只身要求同掌权者决斗。“不，”掌权者说，“拜勒斯必须与你并肩，否则你便不得挑战。”阿鲁森万分沮丧。但拜勒斯却突然握住他的胳膊：“来吧，如果必须两人一起迎战的话，我们就共同进退。”
“看，”弗雷迪读了《鲁拉史诗》中的一章，“这是预兆。”珍笑着瞟了他一眼。
她已经调查过了，在鲁拉最大的人类定居点科斯菲，她也可以拿到会计师资格，只要求一年工作经验，比其他地方要求的时间都短，而且地球方面也承认相关证书。这就好办多了。她可以继续自己的事业，同时还能和弗雷迪共度远在异乡的时光。现在要做的只是在科斯菲找到合适的工作。
飞机离开跃迁船，开始接近科斯菲。珍把脸贴在窗户上，看着城市以西那些沙漠中的废墟从脚下掠过——同心圆、弧线、正方形，全是石头砌成的，被黄沙掩去大半。
高达数百米的螺旋状巨塔果然高耸入云，它的高度直逼珍乘坐的小小飞机，在鲁拉两个太阳的光芒中投下两条长长的阴影。在珍看来，这两条阴影犹如大钟的指针，正为宇宙的热寂倒计时。更远处的几座小螺旋塔也投下自己指针般的影子。
塔身上布满大小不一的椭圆形空洞。风吹过的时候就发出悠长而飘忽的声音，这是另一个世界的音乐，如同鲸的歌声，又像上帝亲手演奏的乐器。珍感觉到飞机的每个部分都和这鲁拉风之歌和谐地共鸣了。鲁拉比地球略小一点的重力让她感到自己似乎漂浮在异星的音乐海潮中。
探险队的帐篷搭在科斯菲以东，乘坐飞行器四小时才能到达。每周弗莱迪休息一天，他会放下发掘工作回到科斯菲和珍共度周末。
对地球人来说，科斯菲的气候还不错，除了白天热得不太舒服。他俩去游览俗丽的神庙，或者组织鲁拉主题野营活动，多半是为了享受空调的冷气。
科斯菲的圣母大教堂里，有一座电子控制的鲁拉人雕像。艺术家以初代远征发现的古代绘画为基础，创作出了好些状如十条腿的巨型水晶蜘蛛的东西。一个皮质的半透明袋子悬在众多腿脚上方的十边形的身体下。袋子本身诡异地明明灭灭。每隔一段时间，雕像的腿就会上下晃动，然后一台喷雾机就喷出浓雾把雕像笼罩起来。香客们跪在雕像前点燃香烛，之后闭目祈祷。
安装在雕像内部的扬声器以刺耳的机械音播放着《鲁拉史诗》中的句子：
欢欣吧！每个新生儿会帮助承担起贫穷人的负担。但那些财富堆积甚至高过奇吉山的人却不会感到轻松，因他们已拥有太多。
“这些家伙至少该看看科普文章。”弗雷迪低声对珍说。他对眼前的景象既厌烦又觉得好笑，同时还感到一点恐怖。“我们早就知道，鲁拉人没有外骨骼，他们都长着内骨骼。这些人怎么这么傻。”
珍觉得这寺庙确实很矫情，但也不至于去嘲笑别人的信仰。她不信仰任何宗教或者寄托，只是怀着敬意站在旁边。
阿鲁森准备迎战。“首先你必须进入白金门，”掌权者说，“若能通过白金门，你便能见到黄金镜。唯有战胜黄金镜，你才能与我在银厅较量。”
“我实在读不懂《鲁拉史诗》，”过了一会儿她对弗雷迪说，“高中时候我在世界文学课上念过一些。感觉好像它们是有某种深刻的精神，但其实什么都没说。全是废话。”
“也许那是一种宇宙的文化，”弗雷迪说，“智慧的作品在全银河系任何地方读起来都一个味儿。”
“你知道《鲁拉史诗》是怎么被发现的吗？”
“知道。那是克洛维斯博士第一次考察期间最重大的发现。纸张当然不能保存一百万年，所以他们发现的大多是刻在石头建筑上的铭文，一些言简意赅的文字。但是在一次发掘中，克洛维斯发现了一套刻满文字的铂金盘，是反向刻的。”
“反向？”
“是的，就好像是用来印刷的模板一样。其中不少盘子都破了，但是上面的文字内容大部分都能修复。后来，克洛维斯教授试图翻译其中一部分，结果发现那是某部长篇叙事作品中和其他情节相关联的一个章节。而且这部作品看上去像是经过多次修订，有许多版本。在那些盘子上，每一节诗都有备注增补在主干情节旁边。”
“是总结整理的口述史诗吧。”
“克洛维斯博士也是这么认为的。他把这部作品命名为《鲁拉史诗》，并在考察队回到地球之后公开了已经翻译的章节，这下就牢牢抓住了大众的想象力，并由此建立了鲁拉外层空间考古学。但是，这也让这些疯子和神棍在文章中找到了宗教元素。”
莫里斯先生面试了珍，他是科斯菲税务局的负责人，整个面试不过三十秒。她甚至来不及把事先准备好的自我介绍讲出来。
“我很高兴你来了。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工作？”
她自己有一间办公室，有自己的秘书。很快她就开始处理桌子上堆积的文件，进而意识到科斯菲收益管理部为什么急着用人。
作为一个建在远郊的初级定居区，科斯菲的税务问题极为复杂。科斯菲的经济就和其他鲁拉的定居区一样，都是以旅游业为中心，招揽其他各个星球的游客和朝圣者来瞻仰鲁拉上的废墟。尽管一百多年来，空间探索和发现外太空生命屡见不鲜，但鲁拉仍是唯一一个已确知有非人类智慧生命长期居住的星球。鲁拉人修建螺旋石塔的历史远早于埃及人修建金字塔，早于拉斯科洞窟壁画，甚至早于尼安特德人生活的时间。但他们却和其他鲁拉生物一样，在一百万年前的某次大灾难中消失了。最新学说表明，这是由于附近的超新星产生了致命的辐射。
探险者们乘坐第一艘跃迁飞船从地球来到鲁拉时，迎接他们的是沉默的石头废墟和鲁拉人的骸骨——那是一种精美的放射状对称结构遗骸，约两米高，有十条肢体，骨骼成分是硅酸盐。除此之外，就只有一种生活在海洋和地底深处的微生物。
宗教人士和自封的领袖把鲁拉废墟当做他们信仰体系的基础。他们对克洛维斯第一次考察后发布的《鲁拉史诗》大肆添油加醋。宗教组织在科斯菲买了地，建造了各种归教会所有的免税出租屋、饭店、银行、公园等等各种设施。别的经营者对这种不正当竞争万分恼火，进而和宗教组织合作，想出各种避税的方法。科斯菲税务部门多年来都忙着填补漏洞，再三颁布条例，为了维持公共财政，和教会及纳税人请来的税务律师、会计师这些老油条斗智斗勇。税务局现在急需人手。
珍喜欢这个工作。
别的人（比如弗雷迪）大概一听到“科斯菲税收条例”这几个字就眼皮发沉。但是对珍来说，税务条例反映了欲望、梦想、理想和人类原始冲动之间的妥协调和。税率、信用、减免额、罚款等措施鼓励了部分行为，同时也抑制了另一些行为——影响到人们是否购房、是否结婚、是否加入教会、是否生孩子等等——这是法律最实际的影响。作为一个会计师，珍认为只要理解了一个社会中的税务条例，那也就了解了整个社会的运作原理。
弗雷迪再次休假时，他们决定去螺旋塔周围走走。弗雷迪专门给珍带了一件空调装。一整天在沙漠上晒太阳，要是不穿空调装，简直等于自杀。
游客和香客一般会坐空调大巴或出租车去看螺旋塔，但他们不准离塔太近，免得对建筑造成损坏。不过弗雷迪是考察队成员，他可以进入管制区域；弗雷迪给守卫塞了点钱，于是珍也进去了。珍暗自希望卫兵会为这些钱交一笔所得税，随后她不禁觉得自己很好笑。
在科斯菲住了月余，珍已经习惯了地平线上螺旋塔的轮廓。但靠近之后，巨塔却呈现出全新的景象。塔基是直径超过两百米的巨大圆盘，大块的花岗石交错榫接在一起，以一种公然无视重力的姿态优雅盘旋着升上天空。
“它为什么不会倒塌？”珍问。她仰望高塔，塔身上的空洞、隧道也向塔尖聚集，高塔变成连接云端的丝带，让人觉得头晕目眩。
“是工程学和视力错觉的结合。”弗雷迪要大声说话才能盖过风的乐声，“受力平衡和遮光设计，使得塔身看起来十分脆弱和轻巧。但我保证这座塔其实非常牢固。它已经存在一百万年之久了。”他递给珍一副耳塞，这样他们就能通过无线电对话了。
他们开始攀爬高塔，安全绳系在两人之间，这样他们就能在攀爬过程中互相起到固定作用。空调装已经开始工作，随着他们在废墟和沙漠中渐渐爬高，珍对空调作用越发满意。有了耳塞，他们也听不见风声了，但声波却持续震动着他们的骨头。
“没有先进技术，鲁拉人怎么能造出这样的建筑？”珍问。
“鲁拉人不是原始人。”弗雷迪说，“那些冒牌科学家、神棍还有经营神庙和主题公园的人把鲁拉人说成是外星版本的古埃及人、古玛雅人。其实有很多证据表明，鲁拉人技术高度发达。比如说，我们发现他们通过大规模的农业、采矿、修筑道路、水坝和运河等等工程改变了行星地貌；根据对土壤中金属积淀物的测定，他们的后期建筑都是用钢材和复合材料修筑的——像水泥之类——只不过经历数千年被腐蚀了。根据大气中碳元素含量推算，我们认为他们没有大规模使用化石燃料，这一结论引起了很大争议，但事实表明，确实可以在不使用化石燃料的情况下发展工业。”
“这样的话，你们为什么没找到发动机一类的‘现代’技术产物？”
“这里的考古和地球上的考古研究完全不同，不光是因为鲁拉人不是人类，同时也因为他们的时间跨度太长了。一百万年的时间比地球考古学家研究的复杂文明历史长得多，这也影响到了遗留的记录。你认为所谓的‘现代’物品能保存多久？钢铁会生锈，混凝土会被侵蚀，塑料会在紫外线照射下分解。而石头建筑——以及类似石头的陶器——却能在合适的气候中永久保存下去。如果明天所有人都离开地球，那么一百万年后，外星的探险者恐怕只能把大金字塔当做我们文明最后的产物。”
“你是说，这些废墟很可能是古代鲁拉人的作品，而不是技术更先进的鲁拉后人所造？”珍问。
弗雷迪摇摇头，“不得而知。螺旋塔所包含的工程原理非常先进，而且所用的石头似乎也经过了人工玻璃化处理，这样可以提高强度并且防潮防腐。很难想象这样的技术是鲁拉人在久远的时代发明的。虽然人类已经不再用石头作为建筑材料，但这并不代表着鲁拉人的发展轨迹和我们一样。”
珍试着想象工业化的民族在荒无人烟的沙漠里用大量石头修建巨大建筑，而这些建筑除了随风鸣唱以外，似乎毫无用处。这种事很难理解。所以说他们是外星人。
“那么你认为，修这些螺旋塔的目的是什么？鲁拉人有什么信仰？”
弗雷德若有所思地笑了，“我们完全不知道。鲁拉文明留下的线索太少了。在经历了冰川期、地震和地表的腐蚀之后，他们的建筑大都化为尘土，只有一些修建在地质稳定区域的幸运石头建筑遗留下来，比如这些废墟。
“至于他们的想法和信仰，我们只能从《鲁拉史诗》中窥探一二。他们一定创造了不可胜数的文学、美术、音乐作品，但我们现在对鲁拉人的了解只限于少数猜测和这些风的歌声。”
他们爬到塔的顶端，久久注视着周围的景物，跨越了时间的废墟静静地散布在他们脚下，更远处是散漫混乱、繁华喧嚣的科斯菲。远在科斯菲之外，是矗立在地平线上的奇吉山——有着雪峰的山麓。
弗雷迪似乎陷入了冥想，“站在这里，眺望这个世界，我想我可以理解鲁拉人为什么一定要离开。”他背诵起《鲁拉史诗》中的句子：
无论你是否耕种土地，是否开凿石头，或是侍奉贵人，交易财富，将水果运往遥远的市场，为他人讲述故事，生活的负担永不离去，永不离去。
“你变得多愁善感了。”珍说。
弗雷迪点点头，“我们不知道这些废墟还能存在多久。鲁拉的天气越发潮湿温和了。一百年前，第一批殖民者从地球带来了植物和动物，他们很高兴来到这片处女地。每年，这些埋藏着鲁拉废墟的沙漠都在地球植被面前退缩。过去这里从无降雨或降雪，但去年科斯菲有了第一场暴风雪。事实上，这里会变成一片丛林。高塔存在了一百万年，但是它们不可能在地球生物入侵之后再保存一百万年。”
在他们刚开始交往的时候，弗雷迪给珍讲过一个故事。
“我七岁的时候，曾经假装自己是个考古学家。我把妈妈的一个蓝白花瓶摔碎，然后把碎片埋进院子里。第二天，我去把它们挖出来，然后想拼回去，但是却怎么也拼不起来了。最后我只好把它们重新拼成一幅镶嵌画——一只鸟飞过一片海洋。”
珍觉得很有意思，“我希望你的考古学知识比小时候丰富了。”
“重现历史是很困难的。”弗雷迪说，“当我觉得永远无法理清线索的时候，我会想，考古学只是把碎片凑成一个故事就好。而且那幅镶嵌画里讲的故事比花瓶有趣多了，虽然我妈妈不同意。”
冬天降临到了鲁拉的北半球，科斯菲的温度迅速降低。由于天气太冷，野外工作被迫中止。考察队回到科斯菲度过最冷的几个月，他们将在开春后返回营地。
克洛维斯博士决定为所有考察队员及其亲友举办一个鸡尾酒会。珍很高兴可以见到这位传奇的学者。
大师本人是个瘦弱的老人，年届八十，虽然他干瘦佝偻，但精力旺盛、为人机敏。他的声音十分洪亮，谦卑的态度和老派的作风十分让人心折。
弗雷迪把珍介绍给克洛维斯博士，他们握了握手。他的手坚定有力。
“别担心，”克洛维斯博士说，“我不会把弗雷迪派到有漂亮女学生的挖掘队里去。他会专心工作的。”
弗雷迪脸红了，珍则大笑。
“克洛维斯博士，能否请教几个困扰我多时的问题？”珍问，“当年你是从何处开始着手翻译《鲁拉史诗》的呢？鲁拉对我们而言是完完全全的外星球，没有罗塞塔石碑的帮助。”
克洛维斯博士十分欣赏地点点头，“你有作为考古学家的直觉。弗雷迪，她可以直接代替你去进行发掘。”
“珍当然比我聪明。我连自己的税务情况都搞不清楚。”
克洛维斯博士坐下来，并示意珍和弗雷迪也坐，“在第一次发掘时，我们几乎没发现鲁拉文字。他们大概是用有机材料进行书写的——类似纸、莎草纸、羊皮纸、竹简一类——这些都难以保存。我们找到的都是石头上的铭文。从鲁拉各处收集到的样本都是同样的字体，所以这说明他们是高度发达的文明——全球语言一致说明该种族的技术已经发达到可以进行世界战争，进而统一全球。”
“那我们如何能够进行翻译呢？我们对鲁拉语言的结构、音系、句法、语义都一无所知。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的思维模式我们是不是能够理解。如果他们理解世界的方式与我们大相径庭怎么办？”
“突破来自我们无意间发现的一间屋子。在完成201区域——也就是在距此三十公里处——的工作后，为了防止遗漏，我们带着断层扫描仪又去检查了一次。我们自以为已经挖到了底层岩石，但断层扫描仪显示，该区域边缘还有一个被遗漏的小房间。它被垮塌的沙石堵住了，百万年来都从没被人发现过。
“我们最终打开这个房间，我爬了进去——那时候我和弗雷迪差不多年龄，行动很灵活——我周围是一片黑暗，只在入口处有一小束光芒。当我用手电筒观察周围的时候，我发现那房间大小相当于一个电影院，墙壁很光滑，没有窗户。墙上有很多图画，下面配有文字。
“你可能在书上看到过那些图画的复制品，但却不能理解它的重要性。刻在石头上的浅浮雕说明，鲁拉人的视觉系统和我们有共通之处，他们也用二维图画重现物质世界。这样就简单多了。每幅画都描绘了一个或一组物体，对应的文字描述很简略。
“我们不知道该怎样说明这次发现。是某种漫画连载，还是叙事性壁画？是天主教堂彩绘玻璃上的人像，还是博物馆？那些文字到底是对图片的评论还是说明？或者只是标题，和绘画本身联系不大？”
珍被克洛维斯博士的故事吸引住了，但她还是忍不住插嘴道：“既然那间屋子没有窗户，那么也就没有光照，即使被掩埋之前也是一片黑暗。听起来像是神龛之类，是秘密、神圣而且封闭的地方吗？”
克洛维斯的眼睛一下亮起来，“哈！虽然你的猜测是从地球人的视角出发，但也算是基于事实的假说。你真的不考虑换个专业吗？”
弗雷迪握着珍的手，很高兴她如此关心自己的工作。
“珍，”克洛维斯博士继续说，“你没考虑到鲁拉人的可见光谱和我们不一样。他们能看到红外线的波长范围，能看到我们认为是热量的那些波长。没有窗户的房屋在鲁拉废墟中很常见，这些房间很可能是被设计成能保存热量隔绝外界气候的。鲁拉人经常将人工热源用管道引入屋内作为照明——就好像他们的散热器既当暖炉又当台灯。
“这个屋子的墙上有很多用来输送热水的管子连接到图画后面，这样就可以给每块绘画提供背光源，很明亮，大家都能看见。
“房间里还有其他物品：陶瓷和玻璃容器，大概是盛放食物和水的，有机材料制成的家具——类似木头和皮革。它们在房间的干燥空气里保存了多年，但我们一打开房间，它们很快就化为灰烬。不过还好，在打开房间之前所做的断层扫描可以帮我们确定家具的形状和结构。
“它们为这房间和图画提供了重要线索。家具和器皿都很小，根据我们对鲁拉人的解剖，这些东西根本不能实际使用。你认为我们找到的是什么？”
珍屏住呼吸。她想象着灾难发生的当天，整个鲁拉世界在宇宙射线突如其来的辐射下陡然毁灭。她想象着高而苗条的鲁拉人，什么是他们生活中最珍贵的东西。《鲁拉史诗》中的句子突然跳出来：每个新生儿会帮助承担起贫穷人的负担。
“是学校，”珍轻声说，“你找到的是孩子们学习的地方。”
克洛维斯博士点头赞许，“图画是基础，是他们的启蒙教材。他们教鲁拉小孩读写，多年后也教会了我们。”
酒会之后，珍和弗雷迪回到公寓。弗雷迪会在这里住两个月。这是他们俩第一次长时间相处，两人都有点紧张。
他们坐在一起喝酒，窗外大片的雪花飘落，然后在地上融化。
“给我讲讲最近几个月你们的大发现。”
弗雷迪搂住她，“我们确实有大发现。但是我们决定要保密，所以你绝不能说出去。”
珍表示自己口风很紧。
“我们又发现了一套《鲁拉史诗》的盘状模板。”
“哪里？”
“和发现第一套的地方很近，所有的发掘工作差不多完成了。我过去只是因为那里的名气和重要性，然后，为了消遣，我去做了个土壤样品分析，结果发现土里含有高浓度的铂金成分。”
弗雷迪抿了一口酒，冲着不耐烦的珍笑了笑。
“我觉得这很奇怪，因为铂金的性质很稳定，一般不会离解。于是，我又去发掘区域做了一次断层扫描。那台机器分辨率很高，可以发现第一次发掘中遗漏的细节。于是我发现，在克洛维斯博士停止发掘的地方，还有一个薄薄的空隙，一个圆盘状空洞。”
“太不可思议了。”
“我想鲁拉人一定是用了化学蚀刻方法来制作那些铂金盘，很可能是王水，那是唯一可以溶解铂金的制剂。所以周围一定有储存酸液的地方。灾难发生后，圆盘被埋，年深日久，酸液渐渐渗出，腐蚀了下层的盘子，而上层则完好无损，最终被克洛维斯博士发现。
“但是，底层的模板并没有就此消失。酸液将铂腐蚀殆尽，盘子存在过的地方却留下了印记，也就是那些圆盘状的空洞。我们设法把液态树脂灌进洞里，然后引发聚合反应；之后再把它们挖出来，这样就得到了那些铂金盘的塑料模型，效果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好。”
“真是聪明。”
“谢谢。你男朋友还是能派上用场的。”
“那么这些盘子又带来了什么新的发现？”
“还是老一套，你知道的，各种数字表格，深奥的谚语，奇怪的短故事，诸如此类。”
“有数字表格？”
“对，我们在旧盘子上也有发现。在地球上，这是典型的叙事诗或者口述作品的风格，因为需要大量使用数字列表来记载史实和数据。所以《鲁拉史诗》大概也一样。公布翻译版本的时候，我们删除了这部分。因为太无聊。”
“我能看看新章节吗？”
弗雷迪拿了一张纸给珍，“这是我翻译的。克洛维斯博士还没看。”
珍浏览了一遍：
从任务中付出愈多的人负担也减少。大［未知名词——某种机械，疑似武器？］加速胜利。首个冬天［某人A］从［某人B］购买［未知武器？］适用十冬，失去一万。在那首个冬天，［某人A］赢得两千和［附加某物？］；第二个冬天，［某人A］得一千六百和［附加某物？］；第三个冬天，［某人A］赢得一千二百八十。以此类推，直至最终，掌权者所言。
“我明白你为什么说这些数字无聊了。我猜这些也同样不会出现在公开发行的版本中。这些加括号的是什么？”
“这些是史诗里的占位符，表示我不确定该如何翻译的词。等完成了，某人A大概会是英雄阿鲁森，某人B可能是他的朋友拜勒斯。这些名字是克洛维斯博士取的，读起来更顺畅。我们完全不懂鲁拉语言的发音，克洛维斯博士会制定发音规则，我们遵循规则。在出版之前，他还会猜测一下‘未知武器’是什么——可能换成剑之类。这样就完整了。”
珍大为吃惊，“我不知道《鲁拉史诗》有这么多额外的润色。”
弗雷迪耸耸肩，“翻译从来都不是精确的，而且我们的工作缺乏可参考的语境。你还记得克洛维斯博士跟你说的启蒙教材吗？那个很有帮助，但仍有很多模棱两可之处。如果你看到一幅动物的画，底下配个单词，你怎么知道这个词到底是单个动物的名字，还是动物的物种名称，还是特定某只动物的昵称，比如‘白毛’、‘跑’、‘老大’、‘动物的地位’、‘静止瞬间’，等等？你得看从上下文能不能猜出什么来。”
关于翻译的事情打乱了珍的思路。那些数字牢牢黏附在她脑海里不肯离去。她再次翻看那段话。
“弗雷迪，我明白这些数字了！它们表示贬值的量。这是双倍余额递减法。”
“是啥？”
“这是加速折旧计算法。等等，我再看看。”
她从架子上拿过弗雷迪的《鲁拉史诗》逐页浏览。
每个新生儿会帮助承担起贫穷人的负担。
“这里讲的是收入有限的情况下，儿童的抵税额。”
……负担永不会离去。
“这里说的是一般收入的课税办法，不管如何推算，总之目的是税收。每部法典里都有。”
……拜勒斯必须与你并肩，否则你便不得挑战……
“这是要求合伙人在合作过程中对征税估值达成一致。”
阿普森准备一战……
“我认为这是审判记录，是一个想要更改征税估值的纳税人的上诉程序。”
珍看着弗雷迪，眼中充满惊奇。
“《鲁拉史诗》并不是神秘的叙事诗。它是鲁拉人的税法。”
和克洛维斯博士的会面结束后，弗雷迪沮丧地回来。
“他认为你的想法很有趣，但你加入了过多的个人学科的偏见。做木匠的总认为什么都能用木头做出来。当律师的总想提起公诉。这是人之常情。你不是专业考古学家……”
“但是你知道我没错。”
弗雷迪不说话了。
“我知道那些是在说什么，”珍说，“克洛维斯不想承认自己的错误，因为那会毁了他的声誉，但那声誉却建立在把税法说成是史诗这种信口开河的基础上。”
“这么说不公平！这是……”弗雷迪声音低下去，“……有多方面考虑。公众对鲁拉考古很有兴趣，我们的研究基金全仗公众的兴趣。如果把《鲁拉史诗》解读为税法，那很多人转眼就对鲁拉兴趣全无了。更别说教会怎么想……”
“你以为所有人都是骗子和傻瓜……”
“但我们不确定你是对的，”弗雷迪大声说，“那只是假说。关于鲁拉文明有很多种假说。克洛维斯博士的解读本质上和你的解读一样，而他讲的故事更有趣。”
“税法本身就是个好故事！”
弗雷迪瞪着珍。珍知道，这次她说服不了任何人。
莫里斯先生请珍来参与科斯菲税务局大楼改装。那幢楼有五十年历史了，楼身出现了裂缝，而且正面墙都破损了。科斯菲理事会总算同意拨出预算来进行修复。
珍不想把公众资金和公正税收的条例写在科斯菲税务楼大厅里，她决定摘抄《鲁拉史诗》中的句子。她对莫里斯先生解释说，这会使办公大楼更具吸引力，让科斯菲的人们陷入对《鲁拉史诗》的沉思之中。
“当纳税人到这儿来的时候，这些玄妙的句子会让他们有所感悟。”
莫里斯先生点头同意。
珍把这个计划告诉了弗雷迪，“总有一天，未来的考古学家发掘科斯菲税务大楼废墟时，他们就能读出《鲁拉史诗》的正确含义了。”
弗雷迪叹了口气，什么也没说，不过，他还是帮珍挑选了一些警句以表示和解。
珍看着工人们把句子刷在大厅墙上，不禁想起鲁拉人的税务官员。一百万年前，他们起草了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文书。他们是否料到，日后他们的规章制度会被外星种族看到，而且被这些外星人曲解？他们看到这些神庙会怎么想？他们又怎么看这些专程到鲁拉从他们的税法中寻求智慧启示的香客？
“我理解你们。”珍自言自语地说。
（不 圆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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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有特定年龄以下的孩子，每个人可能为父母带来一定的额度的抵税金额。???
访客
迪厅里灯光昏暗，挤满了人。
舞曲的声音震撼着地板，空气里充满了香水和汗水混合的强烈味道。
人们扯着嗓子大喊大叫才能听到彼此的讲话。
我倾听着那些声音，努力辨别它们使用的语言和口音：
这些客人来自英国、澳大利亚、美国、德国、法国，其中还有一些日本人。
马路上，同一寝室和左邻右舍的学生们纷纷手持冰啤酒，仰头观望着处女座方向一簇簇明亮的光带划过天际，照亮了整个夜空。和普通的流星不同，这些光带没有在一两秒钟之内就燃烧殆尽；相反地，它们好似从玻璃窗上滚落的雨滴，慢慢地爬过苍穹，燃烧的尾巴渐渐消失在黑暗里。
“你在想什么？”我问身边的一个女孩——她一头黑发，棕色的皮肤，脸上反射着汗水的光泽。我想她应该来自于东南亚地区。初夏的晚风带来她身上淡淡的香水味——如花儿一般芬芳，清新怡人。从她一直握在手里的书本判断，她可能是住在我们宿舍楼下的法律系学生。剑桥法学院有很多人都住在校园的这个角落里。
“就像在观看世界末日一样。”她答道，“你就是那个每天晚上一到《大卫深夜秀》时，就在我天花板上做杰克跳的家伙，对吧？我叫罗拉。”
“我只有在那个时候才有时间锻炼。我是马特。”
我们一起分享了一瓶啤酒，继续观看天上的火雨。
那天晚上，一共有四百五十三个探测器降临地球。
每个探测器的大小相当于一个小个子人类，五英尺高，一英尺多宽，上面是一个垂直的黑色筒状物体，往下渐渐变细，到底部形成一个圆点。它的形状和无光的表面让人联想到动画片里爆炸前一毫秒，只差一英尺落地的炸弹。
所有的官方组织都试图与这些探测器建立联系，但一切尝试都失败了。人们只要靠得稍微近一点儿，它们就会像野生动物似的立刻躲开，退到安全距离以外又停下来。所有采用基本物理常数进行的表达方式——包括闪光灯、叮当作响的铃铛、脉冲无线电波，甚至对着探测器轻柔地喷射空气——都无法获得任何有意义的回应，对着它们演奏音乐或是展示艺术品也无济于事。同时，探测器外壳似乎可以阻挡一切远程成像技术（例如超声波、雷达，或更加超乎寻常的射线）。每当靠近时，可以听到它们发出一种类似于蜂巢般的嗡嗡声，但声音杂乱无章，毫无规律可循。如果它们是想借此与人类进行交流，那完全不知所云。
就这些探测器而言，它们没有发出机器人一样的声音，没有搜集任何样品，没有绑架任何人，没有拍摄全息图片，也没有流露出要求会见某位领导人的兴趣。它们仅仅是飘浮在繁华大街上来往的行人当中，或是跟着在快车道上行驶的汽车，沿高速公路一路向前；有时候，它们会在同一地点漫无目的地停留好几个小时；有时候，它们呼啸着穿越大海，背后留下一串音爆。
“它们到底想干什么？”人们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毫无疑问，这些探测器分明对人类很有兴趣，因为它们都集中在人口密集的区域。不过，它们总是远离战争地带。是因为它们自身太脆弱吗？还是因为把它们送来的生命憎恶暴力？或者这本身就是一个精心设计的把戏，让我们认为探测器对人类的军事能力不感兴趣，从而让人类掉以轻心，暴露自身的弱点？
后来，有人抛出了这样的观点，如果一个种族可以实现星际航行，那它一定是具有攻击性和威胁性的。他们还说，如果我们不想步阿兹台克人和印加入的后尘，那最好摧毁那些探测器，利用它们取得技术进步，然后为迎接报复性打击做好准备。可是，探测器散布于全世界的各个大陆、各个国家，不可能让所有政府达成一致的秘密安全协议，同时向探测器发动进攻。如果各自行事，那些不喜欢美国的国家也许会选择对这些探测器顶礼膜拜，希望获得外星力量的支持。
总统宣布说，最安全的办法就是不管那些探测器，不对它们做出威胁的姿态，不愿意让它们窥探到的地方就锁好大门，拉好窗帘。
几个月后，新闻媒体停止了对它们的追踪。除了悬浮在空中进行观察之外，探测器再也没有其他举动，地球上的一切——暴风、洪水、原油泄漏、飙车、战争和追逐名人——都一如既往。军方和科学家们还在继续监视它们，但大多数人已经失去了兴趣。
可是，我的心里仍旧抱有这样的疑问：它们到底想干什么？我几乎整天守在一个叫做“接触”的网站上，那些和我一样的人纷纷齐聚于此，分享彼此观察到的东西，讨论有关探测器的理论。我们根据这些探测器在各大洲的活动情况勾画出地图，根据它们发出的嗡嗡声分析谐频，试图破解这些噪音的含义。
在这些外星探测器周围，每个人表现得更加彬彬有礼，笑得更为大声，说话时显得更加充满朝气，主动拾起地上的垃圾，不去打架滋事。其实仔细想想，就会觉得这样做其实很傻，难道这样便能给外星人留下好印象？
罗拉在远在洛杉矶的一家大型法律事务所里谋得了一个职位。在这个世界上，大公司之间的竞争不仅仅只存在于商场上，法庭和国会也是它们竞争的场所。罗拉承认这份工作对于谋生而言算不上特别有意义，相反还意味着大量的工作和微薄的薪水。
“我之所以选择法学院，是因为我曾经希望某一天自己能站在最高法院的门前，为那些无助的人进行一场正义的辩论。我原本希望能从事有关人权方面的公益工作，可是法学院高昂的学费让我债台高筑，最后不得不屈从于现实。”
她计划秋天动身去洛杉矶。我不知道自己要做些什么，虽然我们之间进展得还比较顺利，可是我们还都没有太多地谈论过将来。
那是一个闷热的夏日夜晚，我们赤裸地躺在一起。因为我的屋子没有装空调，所以敞开了窗户。房子里也没有窗帘，小气的房东嫌麻烦什么也不给装。
楼下的街上驶过一辆小车，一阵寂静之后，嗡嗡声越来越大。窗户外面，一个探测器升上来，在窗前停住了。它慢慢地倾斜成水平状，然后从敞开的窗户进入屋内，又恢复成垂直状悬浮在房间的中央。
“你好，欢迎光临！”罗拉以总统在电视上建议的方式友好地说道。
我随手抓起一张毯子盖住我俩的身体，可是罗拉掀开毯子，走下床去。她光着身子，泰然自若地朝探测器走去。在楼下街灯昏黄的光晕下，她看起来美极了。
探测器随着她的靠近退后了一些，和她保持着几英尺的距离。罗拉站住了。
“女人。”她指着自己，手指向着两个乳房之间。“男人。”她又指了指我。我朝探测器挥挥手，觉得有些傻。“我们是一个向往爱与和平的种族，”罗拉说道，“我们会以同样的感情来对待你们的人民——不管你们怎样称呼自己。”
我想起了玛格丽特·米德是如何被萨摩亚人的表象欺骗的。一旦有合适的机会，人们总喜欢努力引导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就像罗拉现在做的一样，在外星人面前树立人类的良好形象，努力为星际宣传做贡献。
“人们对这些东西早就已经厌倦了，”我小声地对罗拉说，“它们从不作任何回应。”
她耸耸肩说：“尝试一下又不损失什么。”
“我们是这样做爱的。”罗拉说着，重新回到床上，叉开腿坐骑在我身上——这部分可不属于政府推荐的外交方式。她弯下身子，头发垂散在我的脸颊周围，对我耳语道：“这可能是它们的第一卷性爱录像。”
我想象着一群外星人围在屏幕周围，观看我们缓慢、笨拙、傻里傻气的表演，就像我们坐在电脑显示器前，观看NASA的“漫步者”从镜头里发回的火星风光照片一样。
当你处于被注视的一方时，很多感觉就不一样了——你对事物的感知力会变得更加敏锐。“这简直就是在做梦，我都不敢想象自己能有这样美妙的体验。”我耳语着说道，惹得罗拉一阵嬉笑。我们贴紧双唇热烈地接吻，真希望能永远这样吻下去。
在我们身后，探测器又一次发出了嗡嗡声。
一旦适应了交通状况，洛杉矶就不再让我感觉那么糟糕了。
我兼职了一份数据库管理员的工作，时间上要比罗拉充裕得多。我承担了大部分家务，花在“接触”网上的时间甚至超过了从前。对于那些探测器，人类依然一无所知。
罗拉在工作上投入的时间比原本想象的还要多。有些时候，她夜里打电话来，告诉我她不得不在办公室里通宵加班，我就会开着车，在路上叫一份中国菜或泰国菜，送到她的办公室里。我们会找一间会议室，关上大门，把食物摊在会议桌光滑的木质表面上，一边吃一边说笑，谈论那些压榨她的同事。随后，我们静静地坐在那儿，一起看着外面微光闪烁的无边大海。有时候，当我们美美地享用完一顿饭、在饱足的眩晕中平静地交谈时，我会在脑海里勾勒我们俩一起携手到老的画面。
一天晚上，吃饭时，她显得不同寻常地安静。
我好几次试着想要逗乐她，结果都失败了，最后我终于忍不住问道：“你怎么了？”
好一阵子，她默不作声地吃饭，似乎在整理思路。我走到她身后，轻轻地揉捏她的肩膀。
“我今天接了一桩公益性的驱逐诉讼案子。”她说道，“你知道吗？我必须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来让自己安心。我每天都在出卖自己，所以我想通过这些没有人关注的公益项目来做点良心上的补偿。”她的声音变得沙哑起来，把脸埋进了掌心里。
“跟我说说吧。”我对她说道。
罗拉的委托人是一位名叫萨恩的非法偷渡的柬埔寨妇女，她来自贫穷的乡下，是家里的大女儿，有一个患慢性病的父亲。长大以后，她听说家乡的一些妇女在金边和曼谷从事色情业，可以往家里寄钱养家糊口。她十四岁时，村里来了几个男人招工，她跟他们一起去了曼谷。离家之前，家人拿到了一笔钱，是从她的工资里预支的。
到了曼谷以后，雇主告诉她，每天接待前十五位客人的收入全部归雇主，其余的部分首先用于偿还她家借债产生的利息。
色情业的现实改变了她的想法，她请求他们让她回家，并且承诺一定会归还预支的钱。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那几个男人轮番强暴了她，还把她关在一间没有窗户、地上只有一张床垫的屋子里。整整一年，她都没能离开那间屋子。
当客人们抱怨她缺乏热情时，萨恩会受到惩罚，直到她能做出让客人满意的微笑和呻吟。他们教她用英语、德语和日语风骚地调情。如果她试图向客人们求情或求助，那些人便威胁她，说要去她家里找她的妹妹们算账。
如今她变得逆来顺受，先是被秘密地偷运出国，然后通过墨西哥边境进入美国（这一路上的费用进一步增加了她的债务）。在美国，老鸨从她身上抽取的份额比在泰国时更多。她成了一家妓院的明星人物，这家妓院在一些网站上小心翼翼地做宣传。当警察突袭营业场所时，老鸨说她来洛杉矶是为了赚更多的钱，还说她是自己掏腰包非法偷渡来的。
“她很害怕被送回家，因为回家后，老鸨还会再次找到她。”罗拉说，“但她又没有资格获取临时签证，因为政府不需要她的合作来起诉妓院的经营者。我想要为她争取庇护，可是她身上又不存在明显的受迫害证据，可以名正言顺地作为需要庇护的理由——例如种族、宗教、政治观点等等的迫害。相关法律根本不在乎她回到柬埔寨之后，会不会有人找到她，重新把她带回那间没有窗户的屋子。
“移民法官根本不相信她的话，国土安全局的律师声称，那些客人从她身上看不出任何违背意愿的迹象。留言板上写着有关她的星级评论，称赞她很会取悦人，而且非常卖力。在那些人看来，她只是一个为了挣更多的钱、从外国非法偷渡过来的亚洲妓女。移民法官说，‘柬埔寨和泰国都是民主国家。’并以此宣布休庭。”
我可以看出她费了多大的劲，才能努力保持声音的平稳。
“我听说有许多庇护申请确实是撒了谎。”我说道。我并不是想要反驳她，而是希望能让她看开点儿。这是一个悲惨的故事，但我觉得，如果有一个机会可以让萨恩留在美国的话，经济移民或许更适合她。
我应该更敏感一点。罗拉告诉过我，虽然她出生在路易斯安那，但她们家是从越南逃难过来的。根据不同人的判断，有人以为她是中国人，有人以为她是柬埔寨人，也有人说她是越南人，甚至还有人把她当做法国人。她带着一种复杂的情感，认为自己和地球上的那个角落存在着某种联系。
“没错，他们也是这样对我说的。”罗拉说道，她的声音异常平静，不带任何情绪，“外国人撒谎，是因为他们想生活在我们当中。在一些色情论坛的帖子里有她的视频，是宣传用的广告。我给你看一段。”
我表示拒绝，但她坚持让我看看。
“如果你打算把一个人称为骗子，那你至少应该看看她长什么样。”她从手提电脑里找出一段视频，视频上的亚洲女子光着身体，叉开腿在一个男人身上扭动，镜头里看不到男人的脸。女子魅惑地对着镜头露出微笑，伸手遮住自己的乳房。她看上去那样年轻，那样苗条。
我打量着她的脸，试图判断是不是有人在镜头外威胁她，迫使她表现得更加卖力。或者她只是单纯地在享受着身体动作带来的快感？抑或那些威胁早已潜藏在她的意识深处，连她自己也分不清到底这是本人的意愿，还是他们的要求？猛然间，我觉得她跟罗拉长得有些像。我脸上一阵潮红，发现自己居然有些兴奋。
我们默默无言地看着视频。注视还是被注视，决定了我们不同的行为方式。
罗拉又接了许多类似于萨恩这样的案件。她每天工作到很晚，通宵达旦的次数也越来越多。一个问题让她日渐憔悴——她怎样才能帮助他们？
法律没有为她提供答案。这些人被一个接一个地驱逐出境，被送回他们的噩梦之乡。
我当然可以理解什么是执念。我是“接触”社团的一员。
或许有一个答案，可以同时回答我俩的问题，我心里想。我说服罗拉给自己放两个星期的假，我们计划出去一趟。
玛丽·马歇尔，今年四十岁，苗条挺拔得像一个舞蹈家。她带我们走进一间单居室的公寓，那里也是她的办公室。房间里没有空调，曼谷潮湿闷热的气候使我身心疲惫。玛丽一脸抱歉地看着我，递给我一瓶可乐。长年累月地想要努力改变那些不可改变的事情，使她的脸看起来憔悴、坚韧、饱经风霜。
“你们的资金也不多，我们理解。”罗拉说着，环视又小又窄的房间——成堆的文件看起来摇摇欲坠，一台老旧的米黄色电脑，年轻女子们的照片里，没有人对着镜头微笑。我们在互联网上找到玛丽，来之前跟她通过几次信。
“确实。”玛丽的语气很平静，很亲切，让人感觉很舒服，听起来像中西部某地的口音，“在泰国，卖淫嫖娼不是什么受人关注的罪名，实际上泰国政府很欢迎西方嫖客为他们的经济做贡献。大部分妓女来自于老挝、缅甸和柬埔寨，而不是泰国本地，所以他们干吗要在乎？游客们以为这里的妓女和人妖们都是在开开心心地工作，而且有些事情很难说，出于各种原因，人们默认了这样的状况。
“经常有一些美国人和欧洲人对我说，我不应该把自己的清教徒价值观强加在亚洲人身上，因为泰国女人喜欢性爱和有钱的男人，当然更喜欢他们的钱。他们说，‘这就是亚洲文化的一部分！’这些人完全忘记了世界上还存在着奴隶。”
玛丽对我们的计划表示疑虑，但她还是同意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答应为她的基金会捐款。
我登录了“接触”网站，确认有两个探测器正在这个城市里四处游荡，其中一个目前在循南河附近。
玛丽画了一张草图，指示我们走哪条路可以到达她选定的一家迪厅。随后我们叫了一辆出租车，前往河边寻找探测器。
它正悬浮在河岸边，在一群游客和小贩当中。探测器在此出现时，泰国政府曾下令驱散该区域内所有的乞丐，而如今，人们已经不大在意这些了。我们三人成扇形展开，从三面果断地接近探测器。
我们意图明显的举动惊动了它。探测器往后退去，移向一片更开阔的地方。我示意大家停下，调整接近它的位置和方向，然后再次朝它走去。这是“接触”论坛里的一些发帖人采用过的技巧，并且取得过不错的效果。我们让探测器朝我们计划的方向移动，虽然缓慢，但很有效。
大约走了一百英尺，它看穿了我们的伎俩，于是加速绕开我们，回头朝河边飞去。一些游客好奇地停下脚步，看着我们奇怪的举动。
“如果你现在惊动了警察，让他们以为我们在骚扰探测器，那我们就白费工夫了。”玛丽说。
罗拉停下来，等待着，直到探测器也停下来。现在它距离我们大约十英尺。她对它轻声说道：“你必须跟我们来。我们有些东西想让你看。”她紧咬嘴唇。就我们目前所知，探测器从来没有对任何口头要求做出过回应。
“我认得你。”罗拉睁大眼睛说道，“不错，那时候我们还在剑桥读书。”她一把抓住我的手臂，握得很紧，都有些弄疼我了。
我怀疑地盯着罗拉。从没有人能够区分这些探测器。她究竟是在自欺欺人，还是真的看到了某些我们没有注意到的东西？
“请跟我来。”罗拉请求道。她转身离开探测器，朝远离河岸的方向走去。
奇迹般地，探测器跟了上去。
迪厅里灯光昏暗，挤满了人。舞曲的声音震撼着地板，空气里充满了香水和汗水混合的强烈味道。人们扯着嗓子大喊大叫才能听到彼此的讲话。我倾听着那些声音，努力辨别人们使用的语言和口音——这些客人来自英国、澳大利亚、美国、德国、法国，其中还有一些日本人。女人们赤身裸体地在台上跳舞，或者在客人中穿梭调笑。
玛丽给带我们进来的两个泰国保镖塞了一小沓紧紧包在布里的钞票。知道有他们陪伴，我感觉安全了许多，拿出摄像机开始拍摄。我转动摄像机，将拥挤的人群、光着身子的女人们收入镜头。探测器跟在我身后上下摆动。当人们发现探测器时，四周顿时安静下来，大家都一动不动，只有音乐还在继续。一个服务员掏出电话，开始拼命地拨号。
玛丽用泰国话对两个保镖说了些什么。
那两个男人体型壮硕，留着光头，其中一个脸上横着一道长长的疤痕。他们把从玛丽手上接过的钞票收好，朝酒吧后面走去。人群自动给他们让开道，我们赶紧跟在后面。
“等我们见到那些女孩后，再付给他们剩下的一半。”玛丽告诉我。罗拉回头看了一眼我和镜头，她看起来很紧张，但神色坚定。
下了楼梯，穿过弯弯曲曲的狭窄走廊——走廊两边都是关着门的房间——我们终于来到一段很短的门厅，两边排列着更多关着门的屋子。其中一扇门内，传来一个女人断断续续的尖叫声。叫声中夹杂着呻吟，说不清是愉悦还是痛苦，另外还有一个男人的声音，他的语气听起来像个老师。
中间停顿了一会儿，接着，门内的男人大声问了个问题，跟我们一起的脸上带疤的男人大喊着回复了一句，然后他笑了，门内的男人也笑了起来。
那两个人伸出手来，掌心朝上。玛丽摇了摇头。有疤的男人开始小声地和她争论。玛丽再次摇摇头，指了指手表，又指了指楼上，做出打电话的手势。
两个男人叹了口气。刀疤男朝屋内有女人尖叫的那扇门走去，敲响了房门。
一个很瘦的光着身子的男人打开房门。他看到我们时愣了一下，接着又看到了悬浮在罗拉身边的探测器，顿时惊讶得张大了嘴巴，叼在嘴里的烟卷掉到了地板上。刀疤男猛地一下打在他后颈上，光着身子的男人一屁股瘫倒在地上。
在他身后，我们看到一个赤裸的女孩被绑在一张桌子上。她夸张地呻吟着，脸上露出做作扭曲的笑容。一台通了电的机器上伸出一段电线，裸露的铜触点就在她身边的桌子上。我继续拍摄。
“电击在身上不会留下明显的伤痕，”玛丽说道，“我曾经在自己身上试过一次，那种感觉绝不是轻易可以忘记的。”
女孩疑惑地看着我们，脸上依然是那副扭曲的微笑。她招牌式地撅起嘴唇，又呻吟起来。
玛丽把另外两沓用布包起的钞票递给那两个带我们来这儿的人，他们迅速沿来时的路撤走了。
“但愿警察会比打手们先到。”玛丽说，“我一小时前打了电话。他们对这块地方很熟悉，但他们对我很不耐烦，所以我希望，当我说探测器会在这里出现时，他们能够相信我的话。”
玛丽在那个倒在地上失去知觉的男人身边转了一圈，把女孩从桌子上解下来，给她披上一张毯子。罗拉拾起电线，把它展示给探测器看。
“过来试试这个，”她说，“你就能体会她的感受了。这不是在做爱。也许在你看来差不多，但你必须知道两者的区别。让你看到这些，我很惭愧，但我们当中有些人就是这样对待彼此的。”
探测器朝她飘了过去。
叫喊声从走廊一直传下来。我们听到杂乱的脚步声和砸门声越来越近。
通往门厅的大门被撞开了，一群人拥了过来，手上拿着木棒和刀子。
领头的是一个体型庞大、眼神阴沉的男人。他朝四周看了一眼，接着目光依次落在我、诅咒他的玛丽、正抱着从桌子上解救下来的女孩的罗拉身上。当看到探测器时，他愣了一下，但片刻的犹豫之后，他发出了命令。
其他人朝我冲过来，想抢走摄像机。
顷刻间周围的一切慢下来了。
探测器一闪，从罗拉身边消失了。接着它出现在我跟前，发出一道炫目的电弧，像是蜘蛛丝，又像棉花糖的糖丝，还像冬日里的呵气。电弧朝那些向我袭来的人闪去。
这怎么可能？我心想着，时间变慢了。
电弧击中了那些人的胸口，他们像断线的木偶一样，纷纷跌倒在地。
时间又恢复了正常。探测器上下摆动了一阵。
神色阴沉的男人瘫倒在地，身体瑟瑟发抖。他的眼睛似乎正盯着某个只有他自己才能看到的可怕的东西，嘴唇抽动着，却发不出声音。
在探测器击倒那些袭击者几分钟之后，警察赶到了。“怎么回事？”他们问。
我把摄像机里的镜头回放给他们看，可是那道在我记忆中栩栩如生的电弧，竟然没有出现在视频里。摇晃的镜头只拍到那些人朝我们冲了过来，然后突然停住了。
“我猜是他们先袭击探测器的。”一个警官说道。
“谢谢你说服了我做这些。”回到旅馆后，罗拉对我说。
“你很在意一些重要的事情。”我说道，“地球人一味地给探测器表演‘波特金村庄秀’，我再也看不下去了。我想知道，当它们看到我们的另一面时会作何反应，也许这可以让我们明白它们究竟想干什么。”
从理性上来讲，我的实验失败了。我没有想到探测器会发动攻击，但它这样做或许只是单纯地为了自我保护。有关它的创造者的意图，我们仍然像从前一样一抹黑。
“你是怎么认出那个探测器的？”我问。
罗拉躺在床上，手枕在脑后。她看起来有些疲倦，但却容光焕发。“也许当时是我疯了，但我似乎听到脑海里有一个声音说，‘谢谢你让我看到你们是怎样做爱的。’后来，闪光攻击发生之后，我又听到了那个声音，‘谢谢你让我看到所有的一切。’”
我瞪着她，“你也看到了？但视频上什么也没有。”
她点点头，笑了。我不再觉得这是一次失败的实验。
“你认为它们能理解这一切吗？”
“但愿如此。”她的表情又变得严肃起来，“但某些时候，观众有没有到场，比观众是不是理解了更重要。”
“事情不会产生太久的影响，你说呢？”假期的最后一天，我们又回到了玛丽的办公室，她这样问道。
“腐败已经根深蒂固。他们关闭了那家迪厅，逮捕了经营者，随后，总理大臣会就此发表几篇演讲。人们可能会关注你拍摄的视频几天，但过不了多久，一切又会恢复原样。很多男人只对那些在床上微笑的女孩感兴趣，而不想知道微笑后面隐藏着什么。”
“但当自己被注视时，人们的行为又会不一样。”罗拉说，“现在我们把探测器带到那里，目睹了现场发生的事情，也许各国政府会给泰国施加更多压力。人类很在乎自身给探测器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就像有客人来访时，你会把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一样。第三者的注视能让我们看到自身的盲点。”
玛丽笑了，“你刚说的只适用于政治舞台。”
“不。探测器是一个提醒者，让我们意识到无论自己做什么，都是在宇宙的注视之下。”
“就像被上帝和天使们注视一样。”玛丽收起了笑容，说道。
“信仰并不一定只存在于宗教中。”罗拉说。
看到我们的报道后，“接触”论坛里炸开了锅。
“你们这些人应该发霉、烂死在漆黑的牢房里。”有人写道，“在还不清楚探测器的真实目的之前，这样做太鲁莽了。”
“你们凭什么认为，把第三者卷进来就可以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还有人写道，“曼谷红灯区的前身，其实是为外国人和越战美国大兵设置的休闲娱乐中心。外星人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
但有其他一些活动者也开始采用我们的方式，把探测器带到雇用童工的矿区，带到像关牲口一样关活人的难民营，以及其他人们想要忘却的地方。在那些地方，探测器可以目睹到更多人们不想让它们看到的东西。
各国政府紧张起来，开始压制我们的行动。
在降临地球一周年之际，世界上所有的探测器都飞走了。我们又一次站在马路上，看着一道道火尾和烟雾慢慢地升上天空，就像贴着墙壁正在往上爬的毛毛虫。
我们始终没弄明白探测器究竟想干什么，但现在看来，答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在宇宙里拥有了一些观众，这会改变我们的行为方式。
“也许它们已经看够了，”我说，“很快我们就能听到它们下达的判决。”
罗拉牵着我的手，“我希望它们能够继续注视我们。”
（苏宁宁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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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一种体操练习动作，跳起时四肢向周围尽量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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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英尺约等于0.3048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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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女人类学家，曾在南太平洋上的萨摩亚群岛（Samoa）从事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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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特金村庄，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的宠臣波特金于1787年修建，专为女皇视察他的辖区时使用，以显示辖区的“繁荣”。之后，波特金村庄成了做表面文章和弄虚作假的代名词，常用来嘲弄那些看上去崇高堂皇实际上却空洞无物的事物。???
爱的算法
在旅馆的洗手间里，我终于得以独处。
我低头望向双手，观察皮肤下蜿蜒的血管，接着两手互握，以感受自己的脉搏。
然后我跪了下来。这是在祈祷吗？
血肉骨骼下，运行着精妙的程序。
我获准自己穿好衣服迎接布拉德，不过得有个护士在房间里看着。我套上一条旧牛仔裤，还有一件紫红色高领毛衫。我的体重下降了很多，那条旧裤子只能松松垮垮地挂在髋骨上。
“去赛勒姆过周末吧。”布拉德单手环着我的腰、护着我走出医院时提议，“就我们俩。”
他和韦斯特大夫在医院门口说话，我在车里等着。我听不见他们在讲些什么，但猜得到医生是怎么叮嘱他的：“务必保证她每四小时服一次西汀。别让她长时间独处。”
开车时，布拉德轻柔地交替踩着油门和刹车。我怀着艾米那阵子，他就是这么开车的。路上车不多，交通很顺畅。高速路两边郁郁葱葱，美得完全可以印到明信片上。西汀让我嘴角的肌肉放松下来，我在化妆镜中看到自己脸上露出一个甜甜的微笑。
“我爱你。”他轻轻地说。他一直都是这样说的，轻得仿佛心跳和呼吸一样。
我静默了几秒钟，想象自己拉开车门，直扑到高速公路上。当然，事实上我什么举动也没有；我甚至没法子让自己惊诧一下。
“我也爱你。”我看着他说。我一直都这样说，仿佛这是给某个问题的答案。他看了我一眼，笑笑，然后把目光转回到路面上。
对他来说，这意味着回到了往昔时光，和他说话的就是他多年来一直熟悉的那个女人，一切都恢复了正常。我们只不过是又一对利用周末从波士顿来这里小游的夫妻：住住包早餐的小旅馆，逛逛博物馆，讲讲老掉牙的笑话。
这是个爱的算法。
我想要尖叫。
我设计的第一个娃娃名字叫劳拉。“聪明劳拉”牌。
劳拉拥有褐色的头发、蓝色的眼睛、活动自如的关节、二十只马达、一个藏在喉咙里的语音合成器、两个伪装成衣服扣子的摄像头和若干温度与触觉传感器，还有一个藏在鼻子后面的麦克风。这些都不是什么特别高精尖的东西，我所用的软件技术也已经问世二十多年，不过，我还是为我的作品感到骄傲。她的零售价是五十美元。
非常玩具公司已经没办法应付蜂拥而来的订单了，而那时候离圣诞节还有足足三个月。作为CEO，布拉德上了CNN、MSNBC、TTV，还有其他所有用字母组合命名的媒体，弄得连空气里都似乎飘浮着劳拉的身影。
我也跟着他到处上访谈节目做演示。照市场副总裁给我的解释，这是因为我看上去像个母亲（尽管我那时不是）；另外（他没明说，不过我听得出弦外之音），我还是个金发美女。我是劳拉的设计者，这一点他们后来才想起。
我的第一次电视演示是给中国香港的一家电视台做的。布拉德想让我在上国内早间节目之前先找找上镜头的感觉。女主持辛迪正在采访某个生产“湿润度测量仪”公司的CEO，我们就在边上等着。那会儿我已经四十八个小时没合过眼了。由于紧张，我一共带去了六个劳拉，以防出现五个娃娃同时罢工的情形。这当口，布拉德转身小声问我：“你觉得那个湿润度测量仪是干什么用的？”
我当时在非常玩具公司才干了不到一年，和布拉德并不熟。我们聊过几次，不过谈的都是些业务上的事情。他看上去是那种一本正经、事业心很强的人。你可以想象那样的人在高中的时候就开了第一家公司——没准儿干的是买卖课堂笔记的生意。我不太明白他问这个干什么。或许他想看我是不是紧张过头了？
“我不知道。做饭用的？”我猜道。
“也许吧。”他答道，随后诡谲地挤挤眼，“不过，我总觉得这名儿听起来有点‘那个’。”
他说出这种话来实在出乎我的意料，有一阵子我几乎以为他是认真的。不过他很快就咧嘴一笑，我也跟着乐出了声。在接下来的等待时间里，我连保持一脸严肃的表情都很辛苦，紧张情绪自然早抛到九霄云外了。
布拉德和年轻的女主持辛迪愉快地聊着非常玩具公司的宗旨——“非常玩具给非常宝宝”，还有他是怎么想出劳拉这个点子的（布拉德当然和设计不沾边，这从头到尾全是我的主意。不过他回答得着实太好，连我都快要相信劳拉是他的成果了）。接着就轮到好戏开场了。
我把劳拉放到桌上，让她面对摄像机，然后自己坐到桌边，“你好，劳拉。”
劳拉把头转向我，她的马达安静得一点声音都听不到，“你好！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伊琳娜。”我说。
“认识你很高兴。”劳拉说，“我有点冷。”
空调是开得稍微有点低。不过我还完全没注意到这个问题。
这显然让辛迪印象深刻，“真了不起。她会说多少话？”
“劳拉的词汇量大约是两千个英文单词，以及针对常见前后缀的语义和句法编码。她的语言遵循一种上下文无关文法。”这时候，布拉德的眼色让我意识到我的语言太专业了，“就是说，她能自己造出符合语法的新句子。”
“我喜欢新的、闪闪的、新的、亮亮的、新的、好看的衣服。”劳拉说。
“不过，这些句子未必一定合乎逻辑。”我补充道。
“她能学习新词吗？”辛迪问。
劳拉把头扭过去看着她，“我喜欢学——习，请教我一个新词吧！”
我暗自提醒自己记住语音合成器的软件还有缺陷，得在固件里面解决。
看到玩具娃娃转头来接自己的话，辛迪显然一时不太适应。
“她能够……”她在寻找合适的词，“听懂我说的话？”
“当然听不懂。”我笑了。布拉德也一样。过了一会儿，辛迪也和我们一起乐了。“劳拉的语言算法得到了增强，因为我们为她安装了一个马尔可夫生成器，带有分散……”布拉德又开始给我使眼色了，“简单说来，她嘟囔的那些句子是根据她所听到的话里的关键词生成的。她还有一小组固定短语，能够以同样的方式被触发。”
“哦，刚才她看起来真的像是听懂了我的话似的。那么，她是怎么学新词的？”
“很简单。劳拉有足够的存储器去容纳几百个新词，但必须得是名词。你教她什么东西的名称时可以把那东西给她看。她有强大的模式识别能力，甚至能分辨不同人的面孔。”
在余下的访谈时间里，我向紧张的父母们保证，他们不用读使用手册就能操作劳拉，她掉到水里也不会爆炸。还有，她永远不会吐一个脏字，即使他们的小公主“碰巧”教给了她也不用担心。
“拜拜。”访谈结束时辛迪对劳拉说，冲她挥了挥手。
“拜拜。”劳拉说，“你人很好。”她同样挥了挥手。
所有访谈节目都大体如此。每当劳拉主动转过头去回答问题时，采访者总会感到局促不安——人们看到无生命的物件表现出智能行为时的反应就是这样，他们恐怕都以为这个娃娃被什么东西附体了。接下来，我就会解释劳拉是怎么做到的，于是皆大欢喜。我记住了所有没什么技术名词、让人听了心里暖呼呼的答案，熟到早上不喝咖啡也能把它们背出来的地步。有时候，我在整个访谈当中都处于自动应答模式，根本不用注意问题本身，只凭对那些听过不知多少遍的词儿的自然反应就能应付。
那些访谈，再加上其他一些市场推广技巧，很快便起了作用。我们不得不飞快地进行外包，以至于有段时间中国沿海的许多小镇都在生产劳拉。
不出所料，我们住的小旅馆门厅里放满了介绍本地名胜的小册子，大多和女巫有关。从某种程度上说，那些触目惊心的图片和耸人听闻的描述既表达了道德上的愤慨，也透露出青少年式的对超自然现象的迷恋。
旅馆老板戴维推荐我们去逛逛“傀儡工坊”，说那里出售“赛勒姆地道女巫手制玩偶”。布里吉特·毕肖普是在赛勒姆巫术案中被处决的二十人之一，给她定罪的确凿证据之一便是从她家地窖里搜出的插着针的“傀儡”。
说不定她和我一样，只是个摆弄娃娃的疯癫女人。参观玩偶店这个念头本身便足以让我反胃。
趁着布拉德向戴维打听餐馆和折扣信息的空当，我回到了楼上的房间。我希望他上来的时候自己已经睡着了，至少是装成睡着了。也许这样他就会让我一个人待着，给我几分钟的思考时间。在西汀的药效下，思考是很困难的。我的脑袋里像是有一堵墙，一堵软绵绵的墙，所有不满与痛苦的情绪都被它反弹了回去。
要是我能回想起问题出在哪儿就好了。
我和布拉德的蜜月是在欧洲过的。去的时候，我们乘的是亚轨道穿梭机，票价超过了我每年支付的房租。不过我们付得起这笔钱。我们的新一代产品“伶俐金宝”当时正大受欢迎，公司的股价也已经高到“亚轨道”了。
从穿梭机场回来的时候，我们是又疲倦又幸福。但我还不能完全相信我们俩已经组成家庭、互相以夫妻对待了，感觉像在玩过家家似的。我们一起做晚饭，就和约会那阵子一样。（布拉德还是老样子，动手的时候心气很高，但菜谱看了一节就跟不上了，还得要仰仗我来拯救他的焖虾。）这些熟悉的生活场景让所有的事情看起来都更加真实。吃饭的时候，布拉德告诉我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根据一项市场调查，超过百分之二十的顾客把金宝买回家后根本就没有给孩子玩儿，而是自己拿来摆弄。
“其中有很多工程师和学计算机的学生，”布拉德说，“而且网上已经有一大批专门教人如何破解金宝的网站。我最喜欢的网站上面有详细的步骤告诉你怎么让金宝编造关于律师的笑话。我真想看看法律部那帮家伙在起草给他们的律师函时是什么脸色。”
我可以理解人们这种对金宝的兴趣。如果我还在麻省理工学院啃难题的话，也会想要个金宝这样的娃娃，拆开来研究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不对，应该说“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暗自纠正自己。金宝拥有智能的假象是如此逼真，连我自己都在潜意识里高估她——不对，是“它”。
“说到这个，也许我们不该禁止那些破解行为。”我说，“说不定还能从中赚上一笔。可以公开一些应用程序接口，再把开发包卖给那帮电脑发烧友。”
“什么意思？”
“这么说吧，金宝确实是个玩具，但喜欢她的不光是小姑娘。”我懒得再费神斟酌人称代词了，“毕竟她拥有目前世界上最复杂、最实用的自然会话资料库。”
“你写的资料库。”布拉德说。好吧，我承认我在这方面是有点虚荣心。不过我为它下足了工夫，当然会由衷地自豪。
“这么好的语言处理模块，如果只能装在一个一年后就被人忘掉的玩偶娃娃上面，真是太可惜了。我们起码可以发布模块接口，还有编程指南，也许再加上部分源代码，看看接下来会怎么样，顺便也赚点外快。”我从来没想过要去搞人工智能理论，因为那实在太枯燥了，但我的志向也并不只限于设计会说话的娃娃。我想看到会说话的智能机械做些有实际意义的事情，比如，教孩子读书或是帮老年人做做家务什么的。
我知道布拉德最后会接受我的意见。在严肃的外表下面，他实际上是个敢于冒险、不囿于常规的人。我爱他的其实就是他这一点。
我起身清理餐具。他从桌子对面伸手过来，握住我的手，“这些先放着吧。”他说，然后绕过桌子，把我拉到他怀里。我看着他的眼睛。我很高兴我对他的了解达到了能预知他会说什么的地步。咱们来要个宝宝吧。我想他会这么说。在那种情形下，他只能说这句话。
他也的确这么说了。
布拉德打听完餐馆的事情，走上楼来时，我还没睡着。在药物的影响下，连假睡都很难。
他想去看海盗博物馆。我告诉他，我不想看打打杀杀的东西。他同意了。这正是他想从一个没有不满与痛苦、正在逐步痊愈的妻子那里听到的话。所以，我们现在在皮波迪·埃塞克斯博物馆的美术展厅流连，观赏从赛勒姆黄金时期传下来的珍贵的东方古物。
这里的藏品拙劣得简直惨不忍睹，做工之粗糙几乎令人发指，图案看起来就像是由小孩子描上去的。根据说明牌，这些都是由当时的东南亚商人输往世界各地的。他们绝对不会在自己本土贩卖这种货色。我读到一段当时一家手工作坊的参观记录，作者是一位耶稣会牧师。
匠人坐一列，均持画笔，各有职司。首一人单作山，次一人单作草，次一人单作花，再次一人单作兽。各人须臾即毕，立付邻座。如是盘碟周转，流水不绝。
原来这些所谓的“珍品”，不过就是在某家古老血汗作坊的流水线上大规模制造出来的廉价出口商品。我想象着每天在一千个茶杯上画同一片草叶会是什么样子：同一套工序，周而复始，当中可能有一段短暂的午餐时间。伸手，用左手取面前的茶杯，蘸颜料，一笔，两笔，三笔，把茶杯放到后面，重复前述操作。多么简洁的算法。多么合乎人性。
我和布拉德吵了三个月，他才答应投产艾米，品牌就简简单单地叫“艾米”。
我们在家里争吵。一夜又一夜，我原封不动地罗列出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四十一点原因，他则以一成不变的三十九条理由来反驳。我们在公司里争吵。同事们隔着玻璃门望着我俩在里面疯狂地比划，无声地比划。
那天晚上，我实在是太疲倦了。那之前我一直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竭力调试艾米程序当中控制不自主肌肉反射的部分。这部分一定要做好，否则她感觉就不像真的，不管她的学习算法有多优秀。
我上楼回到卧室里。房间里的灯关着。布拉德早早睡了。他也已经精疲力竭。我们的争吵在晚餐时又重演了一次。
然而他没有睡着。“我们要一直这样下去吗？”他在黑暗里问。
我坐到床上常睡的那一侧，开始脱衣服。“我控制不住自己。”我说，“我太想她了。对不起。”
他什么也没说。我脱完外衣，转过身。借着从窗子透进来的月光，我看到了他脸上的泪痕。我也开始哭泣。
我们俩都平静下来之后，布拉德说：“我也想她。”
“我知道。”我说。但你不会像我那么想。
“你知道，再没有什么能像她一样了。”他说。
“我知道。”我说。
真正的艾米一共活了九十一天，其中有四十五天是在重症监护病房里的玻璃罩下度过的。在那里，我只能由医生陪伴着在短短的几段时间里触摸到她。但我能听见她哭。我一直都听得见。最后时刻，我试图空手砸开玻璃罩，就那么一直徒劳地拍打着坚硬的玻璃，直到手掌骨折，被他们强行注射镇静剂为止。
我再也不会有孩子了。我的子宫壁没能完全愈合，也永远不会愈合了。这个消息传来的时候，艾米已经成了壁橱里的一坛骨灰。
但我还是能听见她的哭声。
还有多少女人和我一样？我想用一种东西来填满我的怀抱——它要能学说话，要能学走路，要能一点点长大，直到我可以和过去告别，直到我停止哭泣。但不能用一个真正的孩子。我没法再去面对一个真正的孩子。那感觉像是背叛。
一些人造皮肤，一点合成乳胶，一套配置得当的马达，再加上大量巧妙的编程，我就能够做出一个孩子。让科技来抚平所有的伤痕吧。
布拉德认为这个主意是一种亵渎。他对此深恶痛绝。他没法理解。
我在黑暗里摸索，想给自己和布拉德找些纸巾。
“这可能会毁了我们，还有公司。”他说。
“我知道。”我说。我躺下来，想睡一会儿。
“好，我们开始吧。”他说。
我顿时睡意全无。
“我受不了了。”他接着说，“看你这个样子，看你这么难过，我的心都碎了。实在是太痛苦了。”
我又流泪了。这种理解，这种痛苦，是爱的真谛么？
就在我睡着之前，布拉德说：“也许我们得考虑给公司改个名字了。”
“为什么？”
“嗯，我刚刚才意识到，‘非常玩具’在某些喜欢想歪的人听来也挺‘那个’的。”
我笑了。有时候，粗俗的笑话反而是最好的疗伤药。
“我爱你。”
“我也爱你。”
布拉德把药片递给我，我顺从地接过来放到嘴里。他看着我从他递过来的杯子里喝水。
“我去打几个电话，”他说，“你眯一会儿吧。”我点点头。
他一离开房间，我就把药片吐到手心里，然后去洗手间仔细漱口，把门从里锁好，坐到马桶上。我试着背圆周率，竟然背到了五十四位。这是个好兆头。西汀的药劲显然已经过去了。
我开始照镜子。我盯着镜子里自己的眼睛，试图一直看到视网膜，让光感受器对着光感受器，想象它们的阵列排布。我又左右摆头，想观察肌肉依次收缩然后放松的样子。这样的效果很难模拟。
但我脸上什么都没有。在这张脸孔下面，没有任何东西是真实的。痛苦在哪里？那让爱变得真实的痛苦、那来自于理解的痛苦在哪里？
“亲爱的，你还好吧？”布拉德隔着洗手间的门问。
我打开水龙头，把水抹到脸上。“没什么，我想冲个澡。”我说，“你能不能帮我到先前在街上看到的那家商店里买些零食回来？”打发他跑跑腿可以让他安心些。听到他出去时关房门的声音之后，我拧紧水龙头，重新望着镜子，看水珠如何顺着我脸上的皱纹形成的小小河沟流淌。
人的躯体是一个值得去再创造的奇迹，而人的大脑则正相反，完全是个笑话。相信我，我非常清楚。
不是这样的，我和布拉德一再在镜头前解释，我们没有创造出什么“人造小孩”，那不是我们的用意，而且我们也没那么做。这只是给悲伤母亲某种慰藉。如果你需要艾米，那你就会理解。
在街上穿行时，我会看见小心翼翼地抱着襁褓的女人走过。有时我能认出艾米来；某种特定的哭声，或是小胳膊挥舞的某种方式，就能让我确定无疑。这种时候，我会看看那些女人的脸，从中得到安慰。
我以为一切都过去了，我已经从哀痛中恢复，我甚至做好了开始另一个项目的准备。这是一个更宏伟的计划，可以真正实现我的理想，同时向全世界展示我的能力。我已经准备好让我的人生继续下去。
设计塔拉花了我四年时间。这项工作在我开发其他畅销娃娃的同时秘密进行。塔拉的外形是个五岁的小姑娘。达到器官移植水准的人造皮肤与合成乳胶，给了她天使一般超凡脱俗的外表。她的眼睛乌黑明亮，让人百看不厌。
我一直没有完成塔拉的行动引擎。回想起来，这可能是件好事。开发期间，我用麻省理工媒体实验室那些金宝迷送来的面部表情引擎作为临时代用品。她的微型马达比金宝多得多，让她能转头、眨眼、皱眉头，或做出其他上千种逼真的面部表情。不过，她脖子以下的部分是无法运动的。
但她的大脑，啊，她的大脑。
我用最快的量子处理器和最好的固态存储阵列来运行多层多反馈神经网络，另外，还加上了我自己修正过的斯坦福语义数据库。程序美轮美奂，简直称得上是艺术品。我仅仅在数据模型上就花了半年以上的时间。
我教会她何时微笑，何时皱眉，如何说话，如何聆听。每天晚上我都会分析神经网络各节点的活化图，试图在问题出现之前就找出来并解决掉。
布拉德从没见过研发阶段的塔拉。他当时正忙着弥补艾米给公司带来的损失，后来又忙于推销新娃娃。我想给他个惊喜。
我把塔拉放到轮椅上，告诉布拉德她是一个朋友的女儿。我说我有些事，问他能不能代我陪她玩几个钟头。然后，我就把他们留在了我的办公室里。
两个小时之后，我回来了，发现布拉德正在给她读《布拉格魔像》：“来，”大拉比勒夫说，“睁开你的双眼，像个真正的人一样说话吧！”
布拉德就是这样，我想，他总是知道怎么挪揄人。
“好了，”我打断他，“别取笑我了，我知道了。你用了多长时间？”
他冲塔拉笑笑，“下次我们接着念。”然后转向我，“用了多长时间做什么？”
“看出来。”
“看出什么来？”
“别逗了。”我说，“说真的，她哪里被你看穿了？”
“看穿什么？”布拉德和塔拉一起问。
塔拉无论说什么做什么对我来说都不稀奇。我能在她开口之前预见到她讲的每一句话。不管怎样，她的所有代码都是我写的，而且我确切地知道每次互动之后她的神经网络会如何变化。
但是，没有任何旁人怀疑她是不是真人。我应该为此兴高采烈才对。我的娃娃通过的是一次现实中的图灵测试。可我还是吓坏了。那些算法只是对智能的拙劣模仿，却似乎没人发觉，甚至根本没人在乎。
一个星期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布拉德，他在最初的惊愕之后便喜出望外（我就知道他会这样）。
“好极了，”他说，“我们现在就不仅仅是一家玩具公司了。你能想象我们可以拿它派多大用场吗？你就要出名了，要出大名了！”
他一直喋喋不休地说着塔拉的潜在用途，直到发觉我的沉默，“怎么了？”
于是，我就给他讲了“中文屋子”测试理论。
哲学家约翰·塞尔曾经给人工智能的研究者提出一个假设。想象一间屋子，他说，一间大屋子，里面坐满了一丝不苟的职员。这些人非常服从命令，但只懂英语。画着奇怪图案的卡片被连续不断地送进来，职员要在空白卡片上画出另外的奇怪图案作为回应，并把画好的卡片送出去。为了做到这一点，职员都备有厚厚的手册，里面满是用英文写好的规则，比方说：“如果见到某卡片上有一条横线，而后面的卡片上有两条竖线，则在一张空白卡片正中画一个三角，传给你右首的职员。”没有任何一条规则说明这些图案的含义。
实际上，送进屋子的是用中文书写的问题，而职员依据规则炮制出来的是用中文做出的恰当回答。但我们能说这一过程涉及的任何要素——规则、职员、整个屋子，乃至这一系列行为——理解哪怕一点点中文么？把职员置换为处理器，把规则置换为程序，那你就可以看出图灵测试其实什么都不能证明。人工智能只是一种假象。
其实，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文屋子”理论：用神经元代替职员，用激活它们之间电位分布的物理法则来代替规则，那我们谁还可以说自己“理解”什么？思维也是一种假象。
“我听不懂。”布拉德说，“你在讲什么？”
过了一会儿，我便意识到这正是我预计他会说的话。
“布拉德，”我看着他的眼睛，祈求他能理解，“我好害怕，要是我们也和塔拉一样怎么办？”
“我们？你是说大活人？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们——”我竭力寻找合适的词，“是不是只在日复一日地运行某种算法？我们的脑细胞是不是只在接收某种信号？我们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在思考？我现在对你讲的话是不是由什么客观物理法则所预设的反应？”
“伊琳娜，”布拉德说，“你把哲学思考与现实混在一起了。”
我需要睡眠。我想，感觉已经没有希望了。
“我想你需要睡一会儿。”布拉德说。
我把钱递给推车卖咖啡的姑娘，她给了我一杯咖啡。我望着她。现在是早上八点，但她看起来又疲倦又无聊，让我都感到累了。
我得去度个假。
“我得去度个假。”她说，还夸张地叹了口气。
我走过接待员的座位。
早上好，伊琳娜。
求求你说点别的什么。我咬着牙。求你了。
“早上好，伊琳娜。”她说。
我在欧格登的隔间外停了一下。他是结构工程师。天气，昨晚的球赛，布拉德。
他看见了我，站起身来。“天气挺不错的，是吧？”他擦掉额头上的汗，冲我微笑。他是慢跑来上班的。“昨晚看球赛了吗？十年没见过那么漂亮的投篮了。真是难以置信啊。对了，布拉德来了么？”他脸上充满期待，等着我照着剧本——生活中那些令人安心的老套路——完成对话。
那些算法按预定的轨迹运行，我们的思维也有迹可循，和轨道上的行星一样机械而易于预测。制造精密钟表的工匠本身也不过是某种钟表。
我跑进自己的办公室，锁上门，完全无视欧格登脸上的表情。我走向电脑，开始删除文件。
“你好。”塔拉说，“我们今天玩什么？”
我猛地关掉她，在开关上折断了一截指甲。我把她背后的电源线扯掉，开始挥舞钳子和螺丝刀，过一阵子又换成了锤子。我是在行凶吗？
布拉德冲了进来，“你在干什么？”
我抬起头，手里的锤子还保持着要砸下去的姿势。我想要向他描述那种痛苦，那种让我陷入深渊的恐惧。
可在他的眼睛里，我找不到我想要的东西。我看不到理解。
于是我挥锤砸下。
在把我送进医院之前，布拉德曾经试着和我讲道理。“这只不过是一种偏执心理。”他说，“自古以来，人们总是把思维和当时的时髦科技扯上关系。当人们相信女巫和精灵的时候，他们认为人脑里有个小人；等人们有了机械织机和自动钢琴，又以为大脑是某种引擎；到了有电话和电报的时代，人脑就成了某种网络。现在你又把它想象成计算机。快醒醒吧。这只是幻想。”
问题是，我知道他会这么说。
“那是因为我们结婚很久了！”他咆哮道，“这才是你对我了如指掌的原因！”
这种反应也在我的意料之中。
“你是在兜圈子，”他垂头丧气地说，“在自己脑子里兜圈子。”
我算法当中的循环。FOR和WHILE的循环。
“回来吧。我爱你。”
他不这么说才怪。
在旅馆的洗手间里，我终于得以独处。我低头望着双手，观察皮肤下蜿蜒的血管，接着两手互握，以感受自己的脉搏。然后我跪了下来。这是在祈祷吗？血肉骨骼下，运行着精妙的程序。
冰冷瓷砖硌得我的膝盖生疼。
这种痛感是实实在在的，我想。没有什么模拟痛苦的算法。我望着手腕，那上面的疤痕让我一惊。一切都太熟悉了，好像我以前全部都做过一遍似的。那些横向的伤痕像蠕虫一般粉红丑陋，仿佛在谴责我的无能。算法当中有缺陷。
那一夜的情景又在脑中浮现：到处都是血，警笛长鸣，韦斯特大夫和护士们按住我，包扎我的手腕；布拉德俯身望着我，面孔因为不可理喻的悲痛而扭曲。
我本应该干得漂亮些。动脉藏得很深，有骨头保护。要是想来真的，就应该纵向切割。这才是正确的算法。每件事情都有一定之规，这一次我要做对路子。
这要费些时间，不过我终于开始感到晕眩了。
我很高兴。痛苦是真实的。
我打开房间的门，开了灯。
亮光激活了坐在我衣柜顶上的劳拉。这一个是从前用来做展示的。她有一阵子没打理了，裙子看上去也有些褴褛。她的头随着我的动作而转动。
我转过身。布拉德没做什么动作，但我看见了他脸上的泪珠。从赛勒姆回家的那段沉默旅程中，他一直在流泪。
旅馆老板的话在我脑中回响：“噢，我一看就知道不对头。从前这儿出过这种事。吃早饭那会儿她就有点不对劲儿。后来你们回来的时候，她完全就像在另外一个世界里。我听到管子里的水流了那么久还没停，就冲上去了。”
原来预测我的行为就这么简单。
我看着布拉德，相信他非常痛苦。我由衷地相信这一点，但我依然什么也感觉不到。我们之间有一条鸿沟，宽得让我们无法感觉彼此的痛苦。
但我的算法还在运行，我还在搜索我应当说的话。
“我爱你。”
没有回应。他的肩头抽动了一下，就一下。
我背过身去。我的声音在空荡荡的房子里回响，在墙壁之间反弹。劳拉的声音传感器尽管已经很旧，但还是接收到了信号。这些信号从一连串条件判断语句中穿过。在她搜索数据库的同时，循环语句往复回旋。终于，马达启动，语音合成器开始工作。
“我也爱你。”劳拉说。
（陶若华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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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曾经是重要的航运中心，现为旅游城市。1692年，此地有近两百人被控以巫术罪，其中二十人被处决。之后，当地人以与女巫相关的景点作为招徕游客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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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抗抑郁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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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有线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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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全国广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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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台湾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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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到硬件设备中的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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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生成随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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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犹太学者的尊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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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布拉格的犹太学者勒夫制造了勾勒姆，一个有生命的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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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人工智能创始人图灵提出的判断计算机是否具有思维能力的测试。测试者与真人和计算机同时进行一系列对话，如果测试者无法分辨作答的是人还是计算机，那便可以认为计算机具有与人相当的智力。???
手中纸，心头爱
她拿出其中一张，正面朝下反面朝上，平整地摊在桌上，给我叠小玩意儿。
折、压、吹、卷、捏……不一会儿，这张纸就在她指尖消失不见了。
她轻轻一吹，一个被压得扁扁平平的纸模型瞬间变成了有血有肉的生灵。
我最早的记忆是我儿时的一次哭泣。那次，不管爸爸妈妈怎么哄，我就是不搭理，一个劲儿地哭个不停。
爸爸拿我没办法，只好任由我在卧室里哭。妈妈却把我抱进厨房，将我安置在餐桌旁坐好。她从冰箱上抽出一张彩色包装纸，想吸引我的注意，“瞧瞧，这是什么？”
每年圣诞节过后，妈妈都会将各种圣诞礼盒的包装纸小心翼翼地裁剪下来，整齐地叠放在冰箱顶部。几年下来，包装纸积了厚厚一沓。
她拿出其中一张，正面朝下反面朝上，平整地摊在桌上，给我叠小玩意儿。折、压、吹、卷、捏……不一会儿，这张纸就在她指尖消失不见了。她轻轻一吹，一个被压得扁扁平平的纸模型瞬间变成了有血有肉的生灵。
“瞧！小老虎！”她边说，边将手中的纸老虎放到桌上。它个头不大，和我两个拳头加起来差不多，白色虎皮上点缀着红色糖果和绿色圣诞松。
我接过妈妈手中的小老虎。它似猫非猫，高翘着尾巴，在我指尖左右乱窜，“嗷……”的吼叫声夹杂着纸张的窸窣声。
我既惊又喜，用食指摸摸后背，小东西连蹦带跳，发出低沉的吼叫声。
“这叫折纸。”母亲用中文告诉我。
那时我对折纸一窍不通，但我知道妈妈的折纸术神奇无比。只要她轻轻一吹，这些纸玩意儿便可借助她的气息活蹦乱跳起来。这么神奇的折纸术只有她一个人会。
爸爸是从一本册子里挑中妈妈的。
记得有一次，正在读高中的我向爸爸询问其中经过，他显得很不情愿。
那是1973年的春天，爸爸想通过婚介找个对象。于是，他漫不经心地翻阅着介绍册，每一页都瞟上一眼，直到他看到妈妈照片的一刹那。
“我从未见过那种照片。”爸爸说。照片里，一位女子侧身坐在藤椅上，她身着丝质的紧身绿旗袍，双眸视镜，一头秀发优雅地垂在胸前，依于肩侧，孩童般的双眼透过照片，盯着爸爸。
“自从看到她的照片，我就不想再看别人的了。”爸爸说。
册子上说，这名女子芳龄十八，爱好舞蹈，来自香港，英语流利。但这些个人信息没一个是真的。
后来，爸爸开始给妈妈写信。在那家婚介公司的帮助下，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终于，他决定亲自去香港看她。
“她根本就不会说英语。我收到的信也都是婚介以她的口吻代写的。她的英语完全停留在‘你好’、‘再见’的水平。”
究竟什么样的女人会把自己像商品一样放到册子里，并期待别人把她们买走呢？我那时还是个高中生，轻蔑鄙视之情油然而生。
爸爸没有因为受骗而闯入婚介所要求退费赔偿；相反，他带妈妈去了餐厅，找来服务生给他们做翻译。
“她怯生生地看着我，眼神中透着几分害怕和期待；当服务生开始翻译我的话时，她脸上慢慢露出了笑容。”
爸爸回到康涅狄格，为妈妈办了入境手续。
一年后，我出生了。那一年，是虎年。
只要我想要，妈妈就会用彩色包装纸给我折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山羊、小鹿、水牛等等。在我家客厅，这些小动物随处可见。而老虎则咆哮着四处追赶它们，一旦追上，就会用爪子将其摁倒，挤压出它们身体里的空气，让它们变回一张扁平的折纸。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我就只好往小动物的体内吹口气，让它们重新活蹦乱跳。
小动物时常会陷入麻烦。有一次，水牛在我们吃午餐时掉进了酱油碗，似乎它还真想像水牛一样在泥浆里打滚嬉闹一番。我赶紧把它拈出来，但它的四肢已经被黑黢黢的酱油泡软了，无法继续支撑躯体，只能软绵绵地趴在餐桌上。
我把它放在阳光下晒干，但它的四肢却因此而扭曲，不再像以前一样能四平八稳地奔跑走动。最后，妈妈用莎伦纸将它的四肢包扎固定起来。这样，它又可以随心所欲地打滚了（当然不是在酱油碗里）。
当我和老虎一起在院子里嬉戏玩耍时，它总喜欢去捕捉麻雀。有一次，一只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小鸟一怒之下把它的耳朵给咬了，它疼得呜咽了许久。在我的陪伴下，它忍痛接受了妈妈的胶带缝合手术。从此以后，看到那些鸟儿，它都躲得远远的。
某天，我在电视上看了一集关于鲨鱼的纪录片，便要妈妈给我做一条鲨鱼。鲨鱼做好了，见它躺在餐桌上闷闷不乐，我便将洗手池放满水，把它放进去。在宽阔的水域里，鲨鱼快乐地游弋着，没过多久，它的身子变得湿软、透明，慢慢沉入池底，折叠的部分也慢慢在水中展开。待我回过神要救它时，已经来不及了，躺在我手中的只剩一张湿纸片。
我的小老虎扒拉着前爪使劲往水池边爬，找好位置后把小脑袋轻轻靠在爪子上。看到刚才发生的惨剧后，它的耳朵耷拉下来，喉咙里发出呜呜的怒号，让我听了好生内疚。
妈妈用防水纸为我重新做了一条鳌鲨鱼，它快乐地游弋在宽广的金鱼缸里。我喜欢和我的小老虎一起坐在鱼缸旁，看着防水鲨鱼在水里追赶金鱼。但是，小老虎一般会站在鱼缸的另一边，昂着头，透过鱼缸看我，眼睛被放大得像咖啡杯一样大。
十岁那年，我家搬到了镇上的另一头。两个女邻居跑来串门，爸爸赶紧拿出饮料招待客人，但他还得去水电部门一趟，因为前任户主的水电费没结清。爸爸临走前连声向两位邻居道歉：“你们自便啊。我太太不大会讲英语，所以不能陪你们聊天，千万别见外啊。”
那会儿我正在餐厅里学习，妈妈在厨房里收拾东西。
我听见邻居在客厅里讲话，她们没有特意压低声音。
“他看上去挺正常一人啊，怎么会干这种事？”
“混血儿都怪怪的，像是发育不全。瞧他那张白人面孔配上一双黄种人的黑眼睛，简直就是小怪物。”
“你说他会不会讲英语啊？”
两人没有说话了。过了一会儿，她们来到餐厅。
“嘿，小家伙！你叫什么名字啊？”
“杰克。”
“不像是中国名字哦。”
妈妈也来到厨房，用笑容问候了两位客人。接着，我就在她们组成的三角包围圈中，看着她们面面相觑一言不发，直到爸爸回家。
马克是邻居家的孩子。一天，他拿着《星球大战》的欧比旺·肯诺比玩偶来我家玩儿。玩偶手中的光剑不但能发光，还能发出尖声：“运用原力！”然而，我真看不出这个玩偶哪点儿像电影里的那个欧比旺。
我和马克一起看着这个玩偶在咖啡桌上翻来覆去地比画了五遍。“它能换一个动作么？”
马克被我的话激怒了，“看清楚点儿，小子！”
可我看得够清楚了。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
马克见我不说话，急了，“你有什么玩具，拿出来给我瞧瞧！”
可我除了那些折纸外，什么玩具也没有。于是，我把那只纸老虎带出卧室。那时它已经破旧不堪，身上也缠满了胶带，全是过去几年里我和妈妈修补时贴上去的。时光流逝，今已年迈的它早已失去了往日的矫健。我把它放在咖啡桌上。同时，我还听到其他小动物发出轻快的脚步声，似乎都在伸长脖子张望着。
“小老虎！”我用中文说，随后，我停下来，用英文又说了一遍。
小老虎十分小心谨慎，没有轻举妄动，只是作匍匐提防的姿态，双眼怒视着马克，用鼻子嗅他的手。
马克上下打量了一番这只用圣诞礼盒包装纸做的纸老虎，“这哪是什么老虎啊？你妈用垃圾做玩具啊？”
我从来不觉得我的纸老虎是垃圾。但说真的，它确实就是一张废纸而已。
马克用手碰了碰欧比旺的头，光剑又舞动起来，手臂上下摇摆不停，“运用原力！”
小老虎转过身，向欧比旺扑去，将那塑料小人狠狠推下餐桌，摔得个骨头断裂、脑袋搬家。“嗷……”老虎得意了。我也笑了。
马克狠狠地把我推向一边，“这玩具很贵的！现在根本买不到！没准儿你老爸买你妈的时候都没花这么多钱！”
我愣住了，瘫倒在地。纸老虎咆哮着，径直朝着马克的脸猛扑过去。
马克哇哇大叫。倒不是因为他被老虎弄疼，而是因为眼前的景象让他既害怕又惊讶。毕竟，这只老虎是纸做的。
他抢过我的纸老虎，铆足劲地蹂躏，连撕带咬。我的纸老虎瞬间就被肢解成两半，身首异处。他把揉烂了的两团碎纸狠狠地扔给我，“拿去！愚蠢的破玩意儿！”
马克离开后，我一个人哭了很久。我试图把它展平后沿着原有的褶皱恢复成原样，但不管怎么试，它就是无法恢复。过了一会儿，其他小动物都凑了过来，但它们看到的不再是曾经认识的那只老虎，而是一堆碎纸。
我和马克的恩怨没有就此终止。马克在学校的人缘很好。我根本无法想象，接下来两个星期的学校生活该怎么过。
两周后的星期五，我放学回家，一进门妈妈就问：“学校好吗？”我闷不吭声，不想搭理她。我把自己关在洗漱间里，凝视着镜中的自己——我不像她，根本不像！
晚餐时，我问爸爸：“我是不是长得很像中国佬？”
爸爸停住了手中的筷子。虽然我从未跟他提过学校的事，但他似乎早已猜到发生了什么。他双目紧闭，摸了摸鼻梁，“不，你不像。”
妈妈不解地看了看爸爸，又看看我，“啥叫中国佬啊？”
“英语！说英语！”我爆发了。
她努力寻找着会说的英语词汇，“你怎么了？”
我啪地摔下筷子，推开面前的饭碗，看着桌上的“青椒爆炒五香牛肉”，带着命令式的口吻说：“以后不准做中国菜！”
“孩子，很多美国家庭也吃中国菜啊。”爸爸试图帮妈妈辩解。
“问题就出在我们不是美国家庭！”我怒视着爸爸的眼睛说。美国家庭里根本就不会有我这样的妈！
爸爸没有回话，只是将手搭在妈妈的肩膀上说了句：“我回头给你买些做菜的书吧。”
妈妈转过头来问我：“不好吃？”
“说英语！说英语！”我急了，扯着嗓子大喊。
妈妈伸出手想摸我的额头，“你发烧了吗？”我用力推开她的手，“我很好！不要你管！我只要你给我说英语！”
“以后多和他说英语吧，”爸爸对妈妈说，“你知道迟早会有这一天的。不是吗？”
妈妈沮丧地坐在那儿，看看爸爸，又看看我，嘴唇张了又合，欲言又止。
“你该学学英语了，”爸爸说，“只怪我过去没什么要求，可是杰克还得融入这个社会。”
妈妈看着爸爸，用手指摸着嘴唇说：“当我用英语说‘爱’字的时候，感受到的是声音，但是当我用中文说‘爱’字的时候，感受到的是真情。”说着，她用手捂住自己的胸口。
爸爸无奈地摇了摇头，“但你现在是在美国啊。”
妈妈沮丧地坐在椅子上，看上去就像一头泄了气的纸水牛，被纸老虎打击得没了气力。
“我还要一些像样的玩具！”
爸爸给我买了一整套《星球大战》玩偶。我把里面的欧比旺·肯诺比赔给了马克。然后，我把那堆折纸动物一股脑儿扔进了一个废鞋盒，塞到床底下再也不想理会。
第二天早上，小动物们纷纷从盒子里逃了出来，在它们过去玩耍的地方打闹。我毫不留情地把它们全抓了回去，一个不落，并用胶带把鞋盒封得严严实实。但那群动物还是会又吵又闹，搅得我烦躁不已。无奈之下，我只好把它们扔到阁楼上，能扔多远就扔多远。
如果妈妈和我说中文，我就拒绝回答。久而久之，她只好和我说英语了。但是，她蹩脚的口音和离谱的文法让我觉得很丢人。她出错，我就挑错。终于，她不在我面前说英语了。
如果她想要对我说什么，就会像打哑谜一样地对着我比画。她会学着电视里的美国妈妈拥抱亲吻我，但她的动作总是那么夸张别扭、滑稽丢人。知道我不喜欢她这样后，她就没再抱过我了。
“你不该这样对你妈妈。”但爸爸说这些话的时候，却不敢直视我的眼睛。娶了这么个农村姑娘，期望她可以融入康涅狄格的郊区社会——这本来就是个错误的想法。
妈妈开始学着做美式餐点，我则在家里玩着电游，在学校学着法语。有时候，我看见她坐在餐桌旁，望着手中的包装纸发呆。不久，就会有一个新做的小动物出现在我的床头柜，依偎在我身边。不过我照样会把它们压扁，然后扔进阁楼的盒子里。
上高中后，她再也没给我做过纸动物。她的英语也进步很多，但那时的我已经不是那种听大人话的毛孩子了，不管她对我说英语还是中文！
有时回到家，望着她瘦弱的背影，听她哼着中文歌，在厨房忙前忙后，我还是难以相信她竟是我的亲生母亲。我们根本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啊！她活在月球，我活在地球。我不会走去和她说话，我把自己关进卧室，独自追寻美国式的幸福生活。
医院里，母亲躺在病床上，我和爸爸分守在病榻两侧。她不到四十，看上去却老得多。
多少年来，她身体有病却坚持不去医院，每当被问起身体时，她总说自己没事，直到有一天她被救护车送进了医院。医生诊断，她已是癌症晚期，手术都救不了她的命。
但我的心思根本就不在母亲的病情上。那时正值校园招聘会的高峰期，我满脑子装的都是简历、成绩和面试，整天琢磨的都是怎样在招聘主管面前美化自己，让他们聘用自己。理智告诉我，在母亲即将离世的时候，想这些很不应该，但是，理智并不能改变我的情绪。
在她失去意识之前，爸爸用双手紧紧地握住她的左手，深情地给了她一个吻。他看上去特别苍老憔悴，我不禁战栗着意识到，我其实并不了解我的父亲，犹如我不了解母亲一样。
妈妈努力给他一个笑容，“我没事。”她转过头来看了看我，笑容依旧挂在嘴角，“我知道你还得回学校，”她的声音十分微弱，而她满身医疗器械发出的嘈杂声更让我难以听清她的声音，“去吧，不要担心我。我没事儿。在学校好好表现。”
我握住她的手，心里如释重负，因为我做了件此刻该做的事。我的心早已飞到机场，飞到阳光明媚的加州。
父亲靠在她嘴边听她私语了些什么后，点了点头，然后离开房间。
“杰克，如果……”她咳个不停，好不容易喘上一口气，抓紧机会对我说，“如果我不行了，不要难过，这对身体不好。你要好好生活。阁楼上的那个鞋盒要留着，以后每逢清明，把它拿出来，你就会想到我的。我永远都在你身边。”
清明是中国人怀念死者的传统节日。我很小的时候，妈妈会在清明那天给她死去的父母写信，告诉他们她在美国生活得怎么样。她会把信上的内容大声地读给我听，如果我说了什么，她还会把我的话写进信里。接着，她会把信纸叠成一只纸鹤，放飞到空中。纸鹤扑打着翅膀，向西飞去，飞越太平洋，飞向中国，落在祖辈的坟冢上。
但那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你知道我对中国年历一窍不通，”我对她说，“妈，你就好好休息吧。”
“盒子你要存着，没事的时候打开看看。记得……”她又开始咳嗽起来。
“知道了，妈。”我不自在地抚摸着她的手。
“孩子，妈妈爱你……”她再次猛咳不止。我不禁回想起多年前的那个场景，妈妈捂着自己的心口，用中文说着“爱”字。
“好了，妈，你歇会儿，别说话了。”
爸爸回来了。我跟他说我想早点去机场，因为我不想误点。
在我搭乘的飞机飞过内华达上空的时候，母亲离开了人世。
母亲过世让父亲立马老了许多。对于他来说，房子太大了，他决定卖掉。我和女朋友苏珊赶来帮忙收拾收拾东西，搞搞卫生。
苏珊在阁楼里发现了那个鞋盒。那一堆折纸动物不知在这个角落孤独地度过了多少个日子。由于长期被遗弃在阁楼的黑暗角落里，那些折纸变得脆弱不堪，原本明亮光鲜的图案也模糊不清了。
“这么漂亮的折纸，我还是头一次看到！”苏珊显得十分惊讶，“你妈妈真是一个了不起的艺术家。”
是啊，但此时，我眼前的这些折纸动物却一动不动，毫无生气。也许在母亲去世的那一刻，它们也随她一起去了；或许远去的不是它们，而是我童年的记忆。而童年的记忆大多不真实。
母亲去世两年后，四月的第一周，苏珊作为管理顾问被公司外派出差，家里只剩我一人。我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看着电视机，不停地换台。一档关于鲨鱼的纪录片突然吸引了我的注意力，那一刻，我感觉母亲似乎又回到了我身边，用防水纸给我折着纸鲨鱼。而我和我的小老虎围在她旁边，出神地观看着。
砰的一声！我惊讶地抬起头。只见一团缠着胶带的包装纸滚到了地上，落在书架旁。我走过去把它拾起来扔进垃圾箱。
突然，纸团动了动，慢慢舒展开来。原来这是那只被我遗忘多时的小老虎啊！肯定是妈妈想办法把它粘回了原样。
它显得比以前小了许多，也许是我的手变大了的缘故。
苏珊将折纸摆放在我们的公寓各处作为装饰。但这只老虎没有被摆出来，它独自躲在角落，终日与破旧家什为伴。
我蹲下来，趴在地板上，伸出手指想摸摸它。小老虎摇着尾巴，调皮地左扑右跳。我开心地笑了，抚摸着它的后背，它发出呜呜的低鸣声。
“最近怎样啊？老伙计。”
小老虎停止扑腾，站直了身子，然后以猫科动物特有的优美姿势跳到我腿上。接着，它的身体开始肢解、舒展，最后，我腿上留下的是一张皱巴巴的包装纸，正面朝下，反面朝上。白色的纸面上点缀着密密麻麻的中国字。我没学过中国字，但“儿子”两个字还是认识的，它们在纸的最上方——只有写给某个人的信才会把对方的称谓放在这个位置上。信里的字迹，一笔一画都像个孩子写的。
我赶紧跑到电脑前，打开网页。
今天正是清明。
我立马带上信跑到城里，因为那里可以遇到中国人的旅游巴士。瞅见个长得像中国人的游客，我就会跑上去问：“你会读中文吗？”因为很久没说过中文了，为确保他们能明白我的问题，我又会用英语再问一遍，“你会读中文吗？”
最后，一位年轻的女士同意帮我。我们找到一条长凳坐下。她一字一句地把信念给我听。多年来，我一直逃避驱赶的声音终于又飘回到我的耳际，但这次它没有被迅速遗忘，而是沉入心底，浸入骨髓；此后，我的内心翻江倒海，灵魂夜不能寐。
儿子：
我们好久没有说话了。每当我接近你时，你总是那么生气，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而这一心结好像变得越来越紧了。
所以，我决定给你写信。把信写好后，我会把它做成你一直都很喜欢的纸动物。
如果我去世了，那些小动物也将失去活力。但是，如果我用真心给你写这封信，我便可以在自己走后给你留下点儿关于我的东西。这样一来，每到清明节，每到死去的亲人回来看望家人的日子，我可以在你想我的那一刻来到你身边。我给你做的那些小动物到那时会乱蹦乱跳，也许你能看到这些字。
因为我希望用我全部的爱来写这些话，所以我只好用中文写下来。
多年来，我一直都没有向你说起我的过去。当时你还小，我总想，等你长大了再说给你听，那时你肯定已经懂事了。但是这一天却未能到来。
我出生在越南，祖籍是河北省四轱辘村，那里的折纸很出名。妈妈从小就教我如何用纸折小动物，并且赋予它们生命。这是我们老家村子里的一大法术。我们做纸鸟把蚱蜢赶出稻田，做纸老虎吓唬老鼠。每到春节，我和我的小伙伴们会一起折红色的纸龙，把它们拴在爆竹杆前头，至今我都能清晰记得轰隆隆的鞭炮声把小飞龙震得在我们头顶乱舞的样子，就这样，过去的烦恼全都被炸没了。如果你能在场，应该也会喜欢吧。
后来，这样的和睦场面再也没有了。周围的人越来越歧视我们华人，我可怜的祖母因为受不了羞辱，投井自杀了。我祖父被几个扛步枪的男子施到了附近的林子里，再也没能回来。
十岁那年，我成了孤儿。我听说我还有个叔叔在香港。一天夜里，我跑了出来，爬进了一辆向南的货车。
几天后，我到了海边，因为偷东西吃被人抓到了。我对抓我的人说我想去香港，他们都笑了，说：“你真够幸运的，我们正好要送些女孩子去香港。”
我和其他女孩藏在货船底舱，偷偷地出了境。我们被关进地下室，他们让我们站直了，还嘱咐我们在客人面前学乖巧点儿，变机灵点儿。
一些想要孩子的家庭向他们交笔介绍费后，就可以过来挑人。一旦被看中，我们就可以被“领养”。
有户姓金的人家挑了我，让我照顾他们家的两个男孩子。我每天早上四点就得起来做早餐，做完早餐后还得给孩子喂饭、洗澡，还要买菜、洗衣、打扫房间。我每天围着这两个孩子忙得团团转，他们要我干什么我就得干什么。晚上，我被关进厨房的橱柜里睡觉。如果我做事稍稍慢了一点，或者做错了什么，就会挨打；如果他们家的孩子做错了事，我也会挨打；如果我偷着学英语被他们逮到，我仍会挨打。
“你为什么想学英语？”金家先生问，“你想报警？你如果敢报警，我们就说你是在香港非法居留的船民。他们巴不得让你蹲监狱。”
就这样，过了六年。一天早上，一个卖鱼的老太把我拉到一边说：“像你这样的女孩子我见得多了。你多大了？十六了吧？说不定哪天买你的男人喝醉了就会对你动手动脚，你想反抗都不行。若被他老婆发现，你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你得想想出路啦。我认识能帮得上你的人。”
她告诉我，有些美国男人喜欢娶亚洲女孩做老婆。如果我会做饭，会做家务，能好好伺候美国老公，他就会给我一个幸福的生活。这是我唯一的出路。就这样，我的照片连同虚假的资料出现在册子上，接着你爸爸认识了我。虽然故事情节一点儿也不浪漫，但这就是我的故事。
在美国的郊区，我是孤独的。你爸爸对我很好，很体贴，我很感激他。但没有人能真正了解我，当然我也不了解周围的事物。
接着你出生了。我看着你的小脸蛋长得那么像我的爸爸妈妈还有我，我高兴极了。我没了家人，没了四轱辘，没了我所爱的一切，但是我有你，你的脸蛋告诉我，我关于故乡的记忆是真实的，不是幻觉。
现在，我有了可以说话的人。我可以教你我的语言，还能一起做一些我小时候喜欢的事。你第一次说中国话时，带着我和我母亲的乡音，为此我哭了一整天。第一次给你做折纸时，你被逗笑了，我顿时觉得世间没有了烦恼。
你一天天地长大，现在还可以帮我和你爸爸交流，真让我有了家的感觉。我终于找到了属于我的幸福生活。我真希望我的爸爸妈妈也能在我身边，这样我就可以给他们洗衣烧饭，让他们享享清福，但是他们已经不在了。你知道对中国人来说，最痛苦的是什么吗？就是当孩子想要孝顺父母的时候，父母已经不在人世了。
儿子，我知道你不喜欢自己长着中国人的眼睛，但它们透着我对你的期望；我知道你不喜欢自己长着一头中国人的黑发，但它饱含着我对你的祈愿。你能想象你让我的生命变得多么美好吗？你能想象当你不再和我说话，也不让我和你说中文的时候，我的心有多痛吗？我很害怕，我害怕我即将再次失去生命中一切美好的东西。
儿子，你为什么不和妈妈说话？妈妈的心真的好痛。
信读完了。那位中国女士将信递给我，我羞愧得无法抬头看她的脸。我低着头，请她再帮我一个忙，让她教我中文的“爱”字怎么写。照着她在信下方写的“爱”字，我笨拙地模仿着，写了一遍又一遍。她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起身离开了。这会儿，和我在一起的只有我的母亲。
我顺着折痕，把它折回了原来的样子，用手臂把它窝在怀里。随着它的一声咆哮，我带着它踏上了回家的路……
（2012年度星云奖获奖作品）
（范何丰 译）
后记
写小说是一项怪异的练习。
客观来说，自然界中并没有“故事”这回事。原子和基本粒子随机链接，凝聚成基于概率的模式。任一效应都是百万种偶发缘由之果。宇宙并无情节可言。
但我们人类除却故事之外并无法理解世界。即便是描述简单道理，比如进化论，尽管不过是环境压力下导致的随机变异，我们也要将意志与欲望归结于物种与基因。我们谈论的过去，不过是接踵而至的一连串事件，我们却发明了历史这门学科，仿佛一部难辨真伪的故事大全，意在从事件序列中发现意义。
我们如此喜爱故事，从稀薄空气中将其发明。作者设计一串事件，并以因果连接其间，以赋予某种意图的方式构建它们，宛如镀上一道弧光。读者们醉心于这些虚构人物，漫游在诸多虚构宇宙中，有时关心他们甚至超过关心我们生命中的真名实姓。
我们是否属于一个妄想的物种？或许我们对于故事的怀念，只是对宇宙中更深层的、未能看清之义的匆匆一瞥？
（如果我们得以接触宇宙中其他智慧生命，我很好奇它们是否同样怀有讲述故事的冲动。）
在小说写作中浸淫越久，这项事业便显得越发奇异。它将我头脑中的激活因子模式转化为页面上的字符串，再在他人头脑中重建相似的激活因子模式，宛如奇迹。如果这并非平日可见，我会说，这就是科幻小说。
本来，能够讲述一个除我之外再无人中意的故事便已足够，却发现同样能从中获得欣悦的读者。不知为何，我眼中这个宇宙便会因此少点黑暗寒冷，少点孤单寂寞。
刘宇昆
2012年8月1日于波士顿
（陈楸帆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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